第三百八十四章 旧恨新仇

    “对岳先生筹划之深远，用心之良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伊藤博文听了岩仓具视的肺腑之言，心中激动，眼角竟然有泪花闪动，“我在这里，代天下万民，谢过对岳先生。”

    伊藤博文说完，坐着向面前的岩仓具视深深的鞠了一躬，岩仓具视也鞠躬还礼，“我力仅止此，我身故之后，日本的命运，便全靠俊辅了。”

    听到岩仓具视话语中满是凄凉之意，伊藤博文劝道：“对岳先生不要这么说，无知宵小，不识国家大计，先生尽可不必理会，平日出行，多多防备，等到大计得成，天下复归太平，先生的苦心，便可大白于天下了，自然不会有人再来找先生的麻烦。”

    “呵呵，俊辅，你还不明白吗？现下国民尚不知道实情，一旦以北海道换俄军的密约公诸天下，便是我命归黄泉之时啊！”岩仓具视自嘲的笑了起来，“卖国奸贼，人人得以诛之，那时哪怕天皇陛下想要保护我，只怕也是不能够的了。”

    “可是……对岳{先生如此为国，却要背负国贼骂名，失去生命，这不公平！”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岩仓具视说的是实情，他心有不甘，握紧拳头，情不自禁的捶起腿来。

    “我早年便位列‘四奸’之一，欲诛我者多矣，能活到现在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岩仓具视叹道。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在说以前的往事，那是万延元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岩仓具视借此机会。提出“公武合体”。改善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他安排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结婚。反对幕府及开国的武士认为岩仓具视在支持幕府，岩仓具视因而被尊攘派视为寇仇，列为所谓“四奸”之一，先是要朝廷驱逐他，接着甚至要派武士刺杀他，岩仓具视因而被迫离开朝廷，到京都郊外隐居当了和尚，方保得一条性命。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已然有了必死的觉悟。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已然无可挽回，只有叹息连连。

    “俊辅，你这一次帮我在天皇陛下面前进言，促成此计，我很感激。但是，这件事对你的声誉来说，损害也是太大，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关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你都尽量不要参与了。”岩仓具视说道，“陶庵一直激烈反对此事。但以他的聪明，日后是会想明白的。陶庵可为你的强助，现下我让他赋闲，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名誉，因为毕竟将来需要你们来收拾这个残局。斧钺加身的事，便由我来承担吧！”

    听到岩仓具视的最后一句话，伊藤博文终于流下泪来。

    “俊辅不必如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能为国而死，幸事也。”岩仓具视交待完毕，感到一身轻松，看到伊藤博文流泪，笑着说道，“当年会议征韩时，南洲先生都有必死的觉悟，今日，该轮到我了。”

    伊藤博文想起当年西乡隆盛因征韩之议被否决而一怒辞官回乡的事，想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这一对维新重臣全都同归于尽，不由得慨叹不已。

    大阪，萨摩军参谋本营。

    当林逸青来到西乡隆盛的房间时，赫然发现西乡隆盛正在那里写字。

    西乡隆盛并没有发觉林逸青的到来，全神贯注的挥毫疾书。侍立于西乡隆盛身旁的桐野千穗看到林逸青不解的样子，冲他微微一笑。

    林逸青缓步上前，来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此时西乡隆盛刚好写完，正立于书案前欣赏自己的作品。

    林逸青看到长长的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隆盛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从这首诗看，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诗名，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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