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徒是什么人,查到了没有?”明治天皇问道。
“据称贼徒给击毙多人,但现场未寻获尸体,是以还未得知……”侍卫长小心的答道,“不过据右大臣家中女仆言,贼徒杀害右大臣阁下时,曾和右大臣问答数语,言称为死去忍者报仇,可能是甲贺和伊贺的忍者……”
“那就是说,是林逸青所为了。”明治天皇喃喃道,眼中闪过恐惧之色,他象是有些站立不稳,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这是……在向政府示威么?”伊藤博文想到林逸青可能会做什么,心中满是寒意。
“伊藤卿,朕应该早些听你的话才是。”明治天皇叹息了起来,“岩仓卿犯的错误,和大久保卿一样啊……”
想到为日本的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岩仓具视现在已然不在人世,伊藤博文一时间泪流满面。
林逸青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岩仓具视和大迫贞晴的死讯,对于这件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的大事件,各国报纸都做了相当详细的报导,林逸青知道,望月姐妹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他现在担心的,是忍者们的伤亡情况。
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这一次忍者们采取的是强攻而不是暗袭——望月姐妹临行时他给她们下达的任务是暗杀岩仓具视,但不排除情况有变,日本政府加强了防卫,望月姐妹临时调整了计划——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伤亡是在所难免的,他只希望忍者们的伤亡不要太大。
由于忍者们一向行踪诡秘,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处理自己人尸体的办法,绝不将尸体留给敌人,所以关于忍者们的伤亡,各国报纸都语焉不详,有说打死十几人的,有说五六人的,有说没有伤亡的(这一点不太可能),林逸青猜测哪怕这样激烈的战斗,忍者们的死伤应该不会很多,也许不会超过十人,但现在他一直在船上,没有接到报告,是以也有些吃不准。
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人杰们已经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死在自己手上,林逸青不由得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些心惊,不过他的思绪,很快便转回到了乾国上来。
日本现在已经等于是废掉了一半,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这段时间,便是乾国宝贵的崛起时机!
可是乾国的事情,要比日本难办得多!
从回到乾国之后,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意识到,乾国的改变,要让他付出更大的心力。
对比日本,乾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愚顽和保守。可以说超乎他之前的想象。
中土传统王朝一直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乾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乾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全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乾。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大乾朝廷自视为“天下共主”。而马戈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土王朝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戈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全隆皇帝;乾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佳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土。
而到了韶光显凤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土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禁烟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土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乾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乾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天津条约》签字之际,显凤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土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显凤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土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显凤十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显凤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敬亲王宜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土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乾军各路勤王之师战败,死伤惨重,战火波及京郊的皇家园林。显凤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敬亲王宜欣。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显凤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显凤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乾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敬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显凤皇帝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显凤皇帝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当年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大乾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乾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显凤皇帝死后,彤郅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大乾朝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显凤十一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彤郅皇帝。为此敬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当时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天朝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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