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一章 炮台试射

    为了保证炮台修筑成功，李绍泉曾建议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主持烟台炮台的修建工作，丁直璜却不以为然，他仍然坚持由中土人负责修筑。 9075年（光旭元年）年初，按照丁直璜的总体规划，在张荫桓的具体主持下，通伸冈工程开工建设。丁直璜随后到烟台校阅水师，视察了刚刚建设的通伸冈炮台。丁直璜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介绍了通伸冈炮台的整体情况。

    丁直璜在奏折中说，圩子沿山而建，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六尺，底部厚为二丈一尺，周长为二百九十五丈，在上面又修建了护墙、枪墙，用于屏蔽。圩子南面设营门一座，门外又加了一层外圩。圩子东面建三座小护台，以备接应联络。圩中建有6座炮台：东北、东南方向各建一座双层圆形炮台；西南、西北方向各建一座露天炮台；正西方向建护墙小炮台2座。其中，东北的双层圆形炮台主要负责防守海口，东南、西南的2座炮台主要负责防守后路，西北的炮台则主要防守沙堤和芝罘陆路，“布置可谓严密”。

    东北、东南的两座圆形炮台，可以说是通伸冈炮台的主炮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露天，用于←，安装大炮。下层设有火炮射击，还有弹药库房、士兵住所等，上面是一层盖子，称为“太平盖”，镶嵌有铁板保护。丁直璜认为，这两座炮台的筑造方法，“已与西法无异”。而其他工程，也都“讲求新式。具合事机”。令他非常满意。

    通伸冈炮台在建设过程中。“一切工程，悉用三合土筑造”。只有在建造东北角的一座用于了望的望楼时，才“兼用砖石”。

    丁直璜在视察了通伸冈后，感到炮台整体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备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在圩子北面二里许的垛山山腰，再建一座炮台，以便与圩子形成犄角之势；同时，还要在圩子东面土埂弯曲之处，另建一座碉堡式小炮台。在进行了实地勘察后。丁直璜要求张荫桓等抓紧时间购地，增修这两座炮台。

    对于丁直璜一门心思扑在修炮台上，李绍泉虽然表示了支持，但也曾多次提醒他，还应该注重对水师的建设。而为了加强京津门户地区的防务，李绍泉曾向丁直璜建议统一事权，将山东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军一处”，设一统领，统一操练和指挥，遇到外敌入侵时可以“合力御敌”。但却遭到了丁直璜的坚决反对。

    丁直璜之所以反对将山东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原因很简单。他不打算失去对荣登水师的控制权，以及相应的海防经费调拨权。

    由于山东是只设巡抚不设总督的省份，虽然李绍泉这个直隶总督名义上比山东巡抚高一级，实际上山东巡抚却是和直隶总督平级的，关于海防建设问题，双方只能商量着来，是以当时在丁直璜坚决反对之下，李绍泉也只能将合并水师的想法作罢。直到后来荣登水师因丁直璜为了省钱而不顾朝廷的“更换小火轮”的诏令配给旧式赶缯船而哗变，丁直璜因此被免去山东巡抚之职，降级调任四川，他的错误方针没有坚持下去，荣登水师才得以充实到了北洋水师当中。

    林逸青在从李绍泉处了解了当年的详情之后，对于丁直璜主持修筑的这些炮台的质量心存疑虑，是以他在和李绍泉商量之后，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登州。

    林逸青质疑炮台的质量，并不是他怀疑素有清名正声的丁直璜贪墨，而是他怀疑丁直璜这样的清官的办事能力。

    丁直璜之所以去职，除了因购赶缯船导致荣登水师哗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主持修筑的黄河大堤决口。

    一个能把黄河大堤这样的“利民工程”修成了“害民工程”的人，他主持修筑的炮台的质量，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以林逸青对丁直璜的了解，可比之大乾朝的“名臣”张博行。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很有“做人”的本领。他们未必有突出的业绩，却能得到上级的赏识；未必有过人的才干，却能平步青云。比如大名鼎鼎的张博行这个人，虽然宁煦皇帝对他赞赏有加，但林逸青通过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了解，还是能够断定，这是一位能“整景”（东北话，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主儿。

    张博行是清河南仪封（也就是兰考，这地方还出过一位类似的名人，因从所周知的原因，略过不表）人，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 宁煦朝的进士。曾历任中书舍人、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为官时，曾有《禁止馈送檄》名闻天下：“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张博行在清政廉洁上，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有时甚至矫枉过正。宁煦四十八年他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时，整个路费仅花一两银子，让人难以置信。在他当官期间，一切属于私人的花销包括米麦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从河南老家运来。在他在离开江苏任时，当地的老百姓沿途相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在大乾朝的“宁荣盛世”时期，官俸极低，政府官员微薄的工资甚至难以养家糊口。因此，各级官员贪纳成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朝廷还发行过“养廉银”，企图通过增加补贴的形式来提高各级公务员的待遇。但效果并不好。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因此。朝廷特别重视倡导清正廉洁问题，张博行能如此廉洁自守，正是皇帝要抓的典型。于是，宁煦皇帝不但标榜其为“天下第一清官”，还在干部考核时，多次为其说好话，保护这个典型。

    其实，张博行能做到如此清廉。主要还在于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来衣食之忧，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弄点动静以引起皇帝的关注。当然，家庭的富有还不能构成张博行成为清官的充分条件，这位清官是一个学者，他是一名理学家，受程朱思想影响极深，他曾说过“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家庭富有而无后顾之忧。理学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他成为一代清官的经济思想基础。

    但是。在以廉洁著称的同时，作为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省部级领导，张博行的政绩却令人难以恭维，他在福建、江苏为官多年，虽能勤政恤民，却没有什么政绩。在任时最爱干的事就是勤于上书，不是汇报，就是弹劾。他在担任江苏巡抚的那些年里，江苏省内，盗贼出没，案件堆积如山，显示出他对政务处理的平庸与无能。因此，江南老百姓一分为二地给他下的另一评语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连宁煦皇帝都说“张博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荣方皇帝干脆直斥张博行为“木偶”。由张博行家乡仪封知县纪黄中、王绩亲自纂修，于大乾全隆二十九年刊行的《仪封县志》认为，作为本县名人，张博行“其政绩实有重新研究之必要”。

    作为皇帝，宁煦皇帝以及其子荣方皇帝，虽然都不满于张博行的政绩，但对其从政时的廉洁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荣方皇帝上台的第一年，就任命73岁高龄的张博行出任礼部尚书，并赐与“礼乐名臣”榜，给予很高的赞誉。荣方三年2月16日，张博行病逝，荣方皇帝赠谥“清恪”，追赠太子太保衔。光旭四年，准张博行从祀文庙。大乾朝到现在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博行、汤彬、陆龙琪三人。张博行能把“景”整到这个份上，也算没有白费一生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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