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杨夏,下午生产队摘绿豆,你也去吧。”饭毕,杨光耀安排起杨夏的活路。
“爹,我能不能不去?”杨夏弱弱地问道。
“你还没上高中,就不愿意劳动了?”杨爹瞪着眼睛,这孩子,不会这么快就忘本了吧。
“爹,不是的。我的眼睛是色弱,看红色和绿色的东西时,分不大清。我记得去年生产队里摘绿豆时,别人一个下午是20斤,而我只能摘5斤,这不是我笨,是因为我根本分不清哪是干绿豆需要采摘,哪是生绿豆还需要让其继续长在杆子上。”
杨夏说的是实在话,他前世就是色弱,不过并不是考高中发现的,而是上大学前的体检发现的。好在他前世虽然理科也不错,但在两年的补习期内,却改修了文科,否则,仅仅是色弱这一项,就会把杨夏限制在很少的几个专业内。
“夏儿不想去,就不去吧,他说的是实话,何况,摘绿豆这种活路也挣不了多少工分。”娘亲胡月琴说了一句。
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这些久违的术语,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贫穷而单纯的时代。而这个暑假,杨夏想要完全逃避生产队的劳动,似乎也不可能。
当姐姐杨春洗好碗后,全家人都出去参加劳动了,爷爷和奶奶也回了大伯家。杨夏一个人坐在屋前的竹林里,观察着1978年的这个夏天。
从大的层面说,1978年真的是个好年份,邓伟人连续几次重拳出击,譬如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年底的三中全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未来华夏的一切,就发端于这个1978。
可惜,从小的层面,从民众的层面说,真的没任何机会,杨夏作为一个初中马上要读高中的学生,或者一个大学生,几乎都没任何机会。什么机会?就是杨夏最为迫切希望的挣钱。
在杨夏的印象中,想要挣钱,必须要等到1984年,那时赤泉镇的街上才开始有个体户,而在这之前,谁敢去公开挣钱,那一定是“投机倒把”!
不过,1978年的杨夏,也不是没一点儿机会。因为他是学生,严格地说还没到16岁(14岁多一点),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从而是个自由之身。同样,因为他在农村,与生活在城市相比,这个时代农村的人无疑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虽然政策方面这也不许那也不准,但偷偷摸摸地干,挣点小钱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杨夏有个挣钱,甚至是挣大钱的机会,这是就“大层面”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前世的杨夏基本算得上南蜀省的新锐作家,而且,包括从《班主任》开始的新,杨夏都基本读过,对一些重点作品,还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写作的本领,杨夏还保持着,她完全可以拿起笔来写小说。
依赖前世的功力,并不需要抄袭,甚至连模仿都不需要。21世纪前后的,其艺术手法肯定比1978年要丰富得多。所以,杨夏写小说,成功的把握至少有百分之八十。
最最重要的,是此时的稿费,虽然每千字在30元至50元之间徘徊,但与此时的工资水平相比,稿费真还“高得吓人”。
一篇万字短篇,在重要刊物发表,可领300元左右的稿费,相当于县委书记两月的工资。如果杨夏此时有了这300元,就能做很多事情,杨夏记得,杨爹在管家里的钱,而家里的现金从来就没超过50元的时候。
这个“大层面”的事,杨夏肯定要做,而且是愈早做愈好,为了让自己及家人过得好一点,为了让自己不白重生一次,杨夏不怕“早慧”、“少年作家”这类称谓,事实上,从此时到21世纪,知名作家的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不足以巨富,但小富却大有人在,而且,体制内的作家,国家还发工资给房子,挣的稿费相当于外快了。
但是,在做“大层面”的事之前,杨夏必须先要做好小层面的事,也即,他必须先挣一点钱,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杨夏相信,从晚餐开始,至少在半个月内,家里的饭菜是没有一点油荤的,显然,杨夏不愿意受这个罪。
在“小层面”上,杨夏能否挣到钱呢?其实,门路是有的,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门路里,有些方法是有风险的,杨夏要努力的是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