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三章 作孽则心忧

民心。如今我观爪哇之地，亦有可为河洛者，便是那片山区一直到万隆……呃，勃良安，亦可为根基。”

    习惯性地用了威海那边地图的名目，赶忙改口。

    “巴达维亚城高、荷兰人兵多，非可轻取，需得缓缓图之。若此时往东，荷兰人有军舰可以运兵，必然沿途封堵，又提防当地华人，此死路也。”

    “而勃良安地，荷兰人多用强迫种植制，当地人广受其害。可学天朝太祖皇帝均田免粮之故事，行仁政、揽人心。”

    “那里北上即是井里汶，西进可威胁巴城，东边的马塔兰苏丹国也乐见我等起事反荷，亦不会主动打我。当地又多产稻米，足以资军。”

    “总之，不管是攻巴城，还是东进，都不可急，需缓缓来。此时东进，死路也，荷兰人凭军舰运兵，借助堡垒固守，我等若久攻不克，屯兵于坚城之下，此兵法之大忌；即便攻克，淡目等地尽皆海港，荷兰人海军强势，亦不能长久。”

    牛二自是深思熟虑，之所以考虑南下，除了那里是山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那里，就像是崇祯十二年的河南。只需要一把火，就能烧起来。真要是朝廷将来又废止了下南洋之策，东进之前，这万隆一代正是蛰伏练兵、壮大队伍的好地方。

    …………

    城内，荷兰人一夜没睡。

    一晚上城外火光冲天，时不时传来爆炸声。

    有时候听起来像鞭炮，有时候又不像，完全闹不清城外的起义者到底有多大的规模。

    白天的伏击，也给了荷兰人极大的压力，知道城外的起义者有火枪、而起可能有一部分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他们也不敢贸然出城。

    第二天一早，等到浓雾散去，城里的荷兰人惊奇地发现，他们一晚上都在和空气斗智斗勇，外面根本就没有人。

    折腾了一夜，总督只得下令士兵们先休息一个上午。

    官员们抓紧时间了解昨天晚上的情况，一些小规模的斥候小心翼翼地出城侦查，巴达维亚的统治只有在巴达维亚城内是绝对有效的，城外连多少人口他们都弄不清楚。

    很快，有人汇报了消息，说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有许多的华人或者种植园的奴工，朝着南边逃去，可能有上千人。

    并不是所有城外的华人都参与了起义，而是许多因为蔗糖贸易不振而失业的乌衫党和无裤汉。

    这些人都是些悍勇之辈，平日里在糖厂就是不受管束的，自然行业不振的时候也是最早被开除的。

    从传来的消息看，他们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很多认只是背着一些简单的行李，很多人空着手。

    而且昨晚上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在巴达维亚周围，只有几十人、最多一百人，到处点火、放鞭炮，虚张声势而已。

    瓦尔克尼尔听完这个消息，心头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向南？

    不是往东？

    东边沿海城市的华人不少，这些人如果不敢攻打巴达维亚，按说是应该往东去他们同胞更多的地方。

    如果是往东，那倒没事了。沿途都有堡垒，而且巴达维亚有优秀的海船，凭借海运优势，只要井里汶、淡目等地的守军占据堡垒固守，没有大炮的起义者根本不可能攻下来。

    到时候海军军队一到，起义就会镇压下去了。

    可往南走……这问题就大了。

    昨天看到的那封信，以及起义者提出的纲领性文件，都让瓦尔克尼尔感觉到这里面有一双幕后黑手在操控。

    向南、向东南，是连绵的山区。此时叫勃良安，后世叫万隆。

    这里，是东印度最早实行强迫种植制度的地方，此时称之为勃良安制，算是一个尝试挽救公司赤字的政策尝试。

    而这种地方，也是最契合起义者纲领的地方。

    所谓勃良安制，用后世的话，叫做“商业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变相农奴制”。

    荷兰人强迫各个村社种植一定比例的欧洲市场急需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靛蓝、木蓝、咖啡等。

    比如这个村社，一年要缴纳100斤棉花，那么村社的社长、当地土著的贵族就得到了荷兰人的授权。

    哪个村民要是不种，就要被绑在树上鞭打、行刑。

    就瓦尔克尼尔所知的情况，当地的土著村长、社长等，可谓是手段残忍，丝毫不会顾及所谓的同胞情谊。

    不听话的、不按时缴纳强迫要求种植的作物的，或是绑起来往嘴里灌牛粪、或是用绳子拴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暴晒、或是把衣服全都扒光扔进水坑里泡着直到浑身的皮都泡起皱。

    有人若是带头闹事，当地的土著村长社长等，就会先把闹事的人打死，以儆效尤。

    而在缴纳的规定地租之外，多余的，公司则以低价收购。

    垄断嘛，这就是垄断的优势。

    公司说多少钱收就是多少钱收，想卖给别人，没有人敢买，买了也运不出去。

    而荷兰人又向来喜欢扶植中间商，比如让华人富商当包税人、承包人，去吸引底层的仇恨。

    又或者，在强制种植的地方，给予中间人好处。

    比如村社的社长，一年缴纳了100斤的棉花作为地租。

    剩下的还有多的经济作物，荷兰会强制收购，然后按照收购的数量给予社长分红。

    比如缴了100斤的棉花，这是地租，没有分红。但如果你能搞出200斤，这里面一百斤就有分红。

    可想而知，那会成什么样。

    村社社长肯定希望村社的百姓多种荷兰人低价收购的经济作物，这样他们才能拿到分红。

    而百姓肯定不愿意种，因为荷兰人的收购价很低，还不如种点大米自己吃，可是村社的上层和当地贵族勾结荷兰人，凡是不听话的就打就杀。

    再说当地村社的村民根本就没种过靛蓝，荷兰只管收，可不管你怎么种出来，也不会派驻村工作队去教怎么种，种了也不活，那就只能用家里仅存的稻米抵租子。

    比如种咖啡，村民倒是学会种了。问题是咖啡不是拿着镰刀像是收稻子一样就收获了，得采摘，废的功夫极大。

    摘的咖啡卖给荷兰人，还不如一斤稻谷值钱。其实就是明抢，但那又能如何？

    村社社长为了分红，除了强制的地租之外，自是强迫村民种植更多的收购价比稻米还低的经济作物。

    不听话的，就灌牛粪、吊拇指；敢出头的，直接杀死；逼到起义了，邀请荷兰人来镇压。

    靠着这种制度，虽然暂时只是在万隆地区推行，但已经初步见到了红利，尤其是可以迅速转型适应市场的需求。

    比如现在种植的木蓝、靛蓝、咖啡等，逐步替代了原本的香料，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

    可也一样，这种强迫带来的利润之下，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此时的爪哇，有两个巨大的火药桶。

    一个是和奴隶差不多的华人奴工和契约奴，既包括糖厂和甘蔗园里的，也包括香料种植园里的。另一个就是万隆地区的强迫种植制下的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