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运河就走不了船了。
几十年前,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使团成员彼得·冯·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而不得不用平底船,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
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
所以,“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
洪泽湖越来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动,怎么能不发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黄河从北边出事,浊水冲入运河,就黄河的含沙量,运河还能通行吗?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
旱天缺水的时候,运河不放水,不准浇灌土地。
雨天发水的时候,运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沟渠、淹农田。
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素质”显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骂娘。
当地士绅有文化,“素质”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国家大计在转输、转输资漕渠、漕渠资河坝。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无水灌禾则民贫,民贫何以给转输?
不用黄河的水,就得和农田争水。
可用了黄河的水,最多二十年,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谓默认,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
但官员干的时候,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当皇帝嘛,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
但之前默认,是为了保漕运。
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
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
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束手束脚”问题,甚至根治淮河,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
将来就算大乱,手里捏住海军,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
别处再怎么折腾,只要把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地、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别处便有叛乱,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为外患暂时看来,问题不大。
内患的话,捏着这几个地方,海军控制住福建、广东、浙江、苏南。剩下的那些省份,还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稳定,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这地方才能乱。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
若真能花银两,解决黄淮区的祸患,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安徽,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但也值得。
唯独不知,这些水利官员,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黄河是别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钱,能够呢?
…………
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没那本事。
后世黄河改道之后,治理淮河,尚且花尽心思。
要说现在,黄河还在夺淮入海,就想彻底治好黄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后世,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黄河决口走山东,死个几十万人,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
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只能说等个意外,等场天灾。
术业有专攻,自己根本不懂治水,拿后世的东西照抄作业都没法抄——黄河走北、黄河走南,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一样,抄作业那不是扯吗?
就现在走了海运,此时的人力和技术,要和大自然的伟力,而且还是黄河这样的自然伟力抗争,只能说是一个字:难。
便是束水冲砂、便是不考虑漕运安全了,黄淮怎么治?
洪泽湖决口走高邮扬州,几乎是必然的,照这个态势走下去。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十年后、百年后,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
黄河冲开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线,也几乎是必然的,两淮地区都已经淤积出地上河了。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
思来想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朝廷手里随时捏着三五千万两白银。真要是出了黄河改道、洪泽湖溃堤之类的事,能立刻拿出钱来治理救治,也便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
好容易让皇帝找了件觉得“可以做、应该能做成、相对于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来说理论上最容易做成”的一件事,也算是个好事。就得需要有人给你弄钱不是?
关键皇帝要是就想修个大园子什么的,那才几个钱?要真就那点出息,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怕是长不大就被皇帝毙了。
最好是皇帝多找几个需要大笔钱的“爱好”,或者叫“壮志”。
只盼皇帝能把这件事定下来。这时候,可别前怕狼后怕虎,担心漕工、忧虑花费,就得下下狠心,非得有一劳永逸的幻想,或者叫志向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