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成三易回河的惨剧,似乎反倒不如不治。皇帝担心,自己将来和赵宋那几位的名声并列,自己想的是汉武唐宗,要真是和那几位并列,只怕是真能从坟里气活过来的。
廖寒辉的治水道理,听起来是可行的,秉持的也绝对是禹圣“堵不如疏”的原则。
宋朝时候,李垂作《导河形胜书》,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既然一条河道不畅,那干脆一口气给黄河挖个五六条河道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一面还能做水利设施,顺便还可以当军事设施。
道理好像是没问题的,而且也绝对和三易回河的事扯不上干系。
因为这理论一看,就是为了不变道。否则的话,挖那么多入海口干啥?
最终三易回河,还是因为黄河河道决口了,便准备顺便把黄河治了。
三易回河,这和康不怠说的让刘钰“君子远庖厨”的黄淮计划其实有些类似。利用黄河决口的天灾,顺便改变黄河的走向,堵口子的时候人为干涉,走山东不走江苏。
而廖寒辉的通淮计划,则更类似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
认为淮河的水都憋在洪泽湖,不如挖开入海口,让淮河通畅,这样上游中游就不至一发水灾就决口,顺便还能做水利设施灌溉。
当年李垂的想法影响颇大,但最终束之高阁。
总结原因,就俩字。
没钱。
折腾不起。
大顺有钱吗?
如果只看天朝内的赋税,大顺其实也没钱。
十亿亩土地,一年加上盐税之类,才三千万两,实在是可怜。
可大顺的税收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朝廷一年收三千万两,下面的摊派力役之类加起来,不敢说多,但一二亿两肯定是有的。
地主是不是中间商,这是阶级思维。
就算刨除掉这种阶级思维,胥吏地方官这种纯粹治国术意义上的中间商,也吃干净了大顺的税收潜力。
三千万两看着多,但实际上,若折算成实物税,算上白银涌入的通货膨胀,其实也就和元末明初朱元璋时代差不多。
而且那时候还是军户制,大顺的良家子算是高级一点的军户,但朝廷手里捏着的二十万野战线列兵、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也是巨大的支出。
也就是这些年拓展了海外贸易,堪堪让皇帝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这才能敢去想着折腾折腾。
但皇帝此时的心境也是相当矛盾和复杂。
嘴里念了两句诗,考虑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这千秋功过,也要从两方面看。
李淦自己说,自己不是鸵鸟。
既然不是鸵鸟,廖寒辉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现在不管,一切照旧,指不定哪天就“高邮扬州不见面”了。
以前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
现在说明白了,再说不知道,那就是鸵鸟了。
当鸵鸟,将来出了事,后人怎么评说?
往前说,大顺之前确实没能力。修养生息、犁庭扫穴、移民辽东、稳定局势,一直到李淦去打罗刹人开始,才证明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缓过来了。
往后说,历朝历代,最有能力干一番大事的时间段,也就是立国百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还没有完全朽烂、之后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彻底迸发,过了百年之后,大顺会不会乱那都难说。
本身李淦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觉得自己老牛批了,绝对比儿子牛批,自己要是干不成的事,儿子将来也肯定干不成。
自己最好学学唐太宗征高句丽,把那些可能的危机祸乱在儿子上位之前都解决了,不能指望自己的儿子也有李治那样的水平。
那么,现在不能装鸵鸟了,如果还不治理淮河,将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洪泽湖垮了,黄淮彻底毁了,后人该怎么评说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即便要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花一堆钱,也把淮河修了,也五分入海五分入江了。
结果修完之后,一场大雨,比没修之前还惨……
日后后人会怎么评价他?
届时把他和赵宋那几位并列,李淦内心着实是不甘心。
甚至再狠一点。
拿着下扬州、修河渠、改官制、办新学、四方征战这些事。
影射他也就是个运气好点,赶上了火器时代、海上贸易时代的杨广呢?
“千秋功罪,千秋功罪……”
皇帝望着河水,喃喃自语。
许久,忽然问了一个把廖寒辉和身边近侍全都吓了个半死的问题。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朕若是现在死了,日后评价如何?”
唯独刘钰心里暗道,得,好好的政治动物不当,又犯了“是个人”的大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