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一省节度使的,自不是书呆子。
不过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明白。广东节度使虽然说鸦片一物有大害,但他也不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提前发现控制住就好。
即便皇帝让他查办,那也只是该查办查办、该上疏表态说此物大害就上疏,在它看来事虽大,却好解决。
他和刘钰说这些的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税法有问题,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决的大事。
本身若能延续一条鞭法,完善一下,确保朝廷征税之后,地方不再加征,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税,这就很好。取消徭役,完善募役法,配合取消丁税,正合适。
但他不会说出来的。只要说出口,就要得罪人。
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
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这么搞,肯定要明面上加税。哪个皇帝不想着史书上记一笔,轻徭薄赋、三十税一?但地方所需不摊派、算在国税里收上来再分,就不可能三十税一。
从明朝开始就知道,朝廷一直在搞君子远庖厨、掩耳盗铃那一套。但就和琉球问题一样,谁闲着没事干揭开这画皮啊?
堵上耳朵、假装不知道。
当三十税一的好皇帝不好吗?
干嘛要当十而税一的暴君?
现在他这么和刘钰说,其实要说的更明白点,就是在提醒刘钰,不要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梦。
户政府又不给钱。
地方怎么鼓励迁民?鼓励有个卵用?靠鼓励能游过大洋、鼓出种子耕牛?
再者说了,就户政府收那几个子儿,稍微遇到灾荒和战争就不够用,估计也给不起。
现如今那鸦片贩子把蒙皮揭开了,几十万人的生计要解决,之所以要低调处理,不还是考虑到朝廷根本没钱吗?到时候不低调处理,也不给钱,朝廷的脸往哪放?
广东节度使心道,这事虽说我觉得是对社稷有好处,并不认为迁回广州是好事。但惹出来的麻烦,毕竟不是我惹出来的。现在你却叫我帮你解决这些无业百姓下南洋的事,你又不给钱,我怎么解决?
又想,反正我话说明白了,好处坏处都说了。你要是真急眼了,要上疏陛下搞政绩考核挂钩,到时候激起民变,那也和我无关,我可是提醒你了。
总之,情面给到了,事情我不办。
朝廷承认贸易中心北移,确实出现了无业流民生计问题,我可以办,地方加派一些税,给他们解决了。
朝廷不承认这件事、假装不存在,我就不管。出了事朝廷出钱镇压,反正不是我摊派加税引起的,责任找不到我头上。
要不然,朝廷不承认有事,我却主动加派税去解决,万一没解决了,出事了。那到底是你的责任?还是我加派税导致的?那可说不清。
事情没办之前,应该先把锅分清楚。
不然,便是,宁无功,毋有过。
哪怕户政府就明说了,没钱,不拨钱;内帑也说了,没钱。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或者你兴国公背这个锅,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没钱,大不了加派嘛。
但既不给钱,也不背锅,自己是断然不办的。
再者说了。
商路变动、贸易中心北移,好处谁拿了?
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
总不能说,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
这本就不合道理。
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基层”地方官来解决?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他们这些地方官“乱摊派”,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这要是被借头了,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
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
这种话,点到即止。
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讲道理。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你大顺有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见你李自成、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
是以,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对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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