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在25两左右。
如果一家人的月收入在25两,那么显而易见,七八两银子一斤的武夷茶,肯定是不会买的。
如果降到一两多银子一斤,应该说,对月收入25两的家庭而言,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奢侈品。
……但是,如果降到5钱银子一斤呢?
恐怕,并不会增加茶叶的出货量。
之前喝茶的依旧喝,因为买得起;之前不喝茶的,依旧不喝,因为之前也不是买不起。
当然,这是大顺定的价格。
实际上,英国的茶叶市场,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因为今年英国的茶税是120%左右,正规渠道的非走私茶,价格仍旧过高,严重制约了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的增长。
在场的商人不是傻子,只要正确引导,给出数据,他们自然会得出正确的推论。
虽然他们不懂经济学原理,但就如同拉瓦锡没发现氧气之前是不是地球上的人都不用呼吸呢?
只不过,这些商人们在短暂的梳理推论之后,一个个面上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数据能推出正确的道理。
但是,数据本身是不是准的呢?
刘钰开口说出的这组数据,实在是有些太过骇人了。
商人们按照大顺的国情,心想国公莫不是算错了吧?
一个佃农,一家一年能收300两银子?
天朝莫说佃农,便是有个三五百亩土地的乡绅,一年收得到三五百两银子吗?
这英国是有金山呐?
还是有银海啊?
包括提出这个问题的陈亨,都觉得刘钰说的是不是有点太扯了?这天朝和英夷的百姓生活,已经有这么大的差距了吗?
再说这也根本不合理啊,种的是金子吗?一个人一年能种出来一百两银子?要是连一百两银子都种不出来,怎么可能雇人还给100两?
这组数据,实在是冲击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
“国公……莫不是这统计有错?一家佃农,一年能挣这么多钱?”
刘钰哈哈一笑,却没有直接解释,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这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有这么个故事,说是有一日王荆公写了一首菊花诗,言: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学士见到后,觉得荆公纯粹胡扯,你家菊花会落得满地是花瓣啊?遂提诗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没去过黄州的人,不会明白黄州的菊花什么样。”
“同样的道理,你们怎么就觉得,这英夷的农民,和本朝的农民,是一样的‘菊花’呢?”
“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同样的地主,英国的地主就支持对外扩张;而本朝的士绅就总说穷兵黩武反对扩张呢?”
“难不成,真是人的缘故?英夷的地主就武德充沛,本朝的士绅就软弱不堪?”
“英国的纺织业,都赶不上一个苏州府。真正说话有力的,还是地主,怎么就不一样?”
这听起来是政治,但实际上还是商业,是利益。
刘钰回头将幕板上的两句诗擦掉,重重地写下了司马迁的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让大顺的人理解圈地运动是很难的,因为村社、公田,在春秋晚期就完全解体了,实际上在两千年前已经走完了圈地运动。
让一群在土地早就私有买卖的国度生长的人,去理解什么叫圈村社公田;让一群在土地早就私油买卖的国度生长的人,去理解为什么要争取土地所有权归个人而爆发的一波又一波的起义。
确实很难。
但这一步略过之后,剩下的问题,这些商人理解起来就容易了。
英国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一群特殊的地主。
地主——羊毛——呢绒出口——地租——西班牙金山银山却没工业能力——海军确保呢绒出口——羊毛涨价——地租增加——维系地租上涨——继续扩张卖呢绒。
从根源上讲,依旧还是逐利。
而对大顺的士绅而言,这就不一样了。
士绅——战争要花钱——花钱要从他们身上收税——北部边疆区对他们而言一毛钱都不值。
依旧也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
出发点一致。
国情不同。
导致一致扩张,一个保守。
对江南士绅而言,大顺对罗刹开战、征伐准噶尔,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西域的土地,白给他们,他们都不想要。就算在那投钱搞开发,弄出一堆粮食棉花来,怎么运出来卖钱?卖不了钱,粮食除了喂狗还能干啥?
但对英国地主而言,因为詹金斯耳朵开战、因为航海条例开战,这好处可就大了。
市场扩大——英国呢绒出口量上升——羊毛价格上涨——地租上升。
这不是什么民族性武德充沛、也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新教文化的区别,而是阶级利益的驱使。
对大顺的士绅而言,对外扩张,地租会上涨吗?
更近一点说,坐在家里就能收生丝茶叶的钱,为什么要扩张呢?
英国不扩张,法国的羊毛、荷兰的呢绒、西班牙的羊毛、德意志诸侯的呢绒,都会挤压英国的呢绒产业,使得英国地主的地租收益下降。
大顺不扩张,士绅的地租会下降吗?
反倒是,江南士绅眼中的朝廷武德充沛、对外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伴随着大顺控制南洋和东南亚,大顺改变了漕米转收货币税、大顺航海术的急速发展,松江米价从一两降到了7钱,士绅的地租货币化核算之后,还比之前下降了……
他们要是支持对外扩张,那可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