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零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中）

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