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现在呢?
这边忙着搞对外贸易,转身就要担心巨额的白银流入土地,不得不搞纸币兑换券,尽量让热钱别往土地上流动。
和英国人斗智斗勇耗费五分之一的精力,剩下五分之四的精力全都在和土地斗智斗勇。
他不这么干,就只能学历史上满清酋长乾小四了:
乾小四带头贪污、受贿、索要、明抢、搞白手套代理人,用各种手段把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拢到手里,再用战争、赈灾、修园子等方式花出去。
但那并没有任何卵用,不涉及根本,只是在修修补补维系小农经济。换个没那么有“政治动物”天赋的,立刻就露出原型。
再说,指望皇帝,就跟后世开盲盒似的。
SSR级别的刘彻、李二、朱元璋,几率太低。
甚至对中华帝国来说,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当务之急,不是抽中刘彻李二这样的卡,而是千万别抽到朱祁镇赵构这样的。
不能指望皇帝,刘钰又没本事在盛世造反,搞快刀乱麻的暴力土改,那自然是浑身难受。
天天看着士绅,就想着土地收益率、工商业收益率,眼里的士绅地主全都是经济学的地租符号。
刘钰已经动用了他几乎能动用的所有手段。
包括且不限于:
皇帝直属的特务组织孩儿军,被用来监督这些海商集团的白银流向。
搞脱裤子放屁一般的白银兑换券,尽可能控制每年超过朝廷财政总收入的白银,不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
反动透顶地站在“永禁齐行叫歇”的这一边,用压低人工成本,来换取工商业利润比地租回报略高,跪求资本去办手工工场。
动用封建贵族身份和勋贵关系,杀鸡儆猴处置将大量海外白银用于买地的“无罪”大海商。大顺律没有一条律法规定,不能买卖土地。
顶着士大夫士绅戳脊梁骨的骂名,在苏南地区搞十一税改革,减轻自耕农负担,提升土地价格,降低地租收益。
对大庾岭地区的几十万因为商业中心转移而失业的百姓掩耳盗铃君子远庖厨,明知道皇帝可能会选择武力镇压,也不主动提一句“谁开发谁保护”,让松江府的工商业集团多缴这一份税财政转移支付。
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再配上南洋和印度地区的特殊情况。
用尽浑身解数的结果,就是让贸易的开门红,红的发紫,把利润率拉到一个极高的程度。
再把极高,变成较高,说是“高积累、低分红”,实则这个“低”也是相对来说的。
好容易打开的局面,看似无限美好,未来可期,实则脆弱无比。
这种好局面是极端不正常的,而且已经掏空了刘钰所有能动用的手段了。
朝廷没钱,六政府也不可能拿钱填无底洞一般的海军,只能靠商贸的高积累政策堆出来足够夺取制海权的海军。
欧洲战云密布,下一场战争可能在十年内开打,十年内是否能一直保持今年这种极高的积累率?能否攒下一支能够夺取制海权的家底?
这些问题,看似是海军的事,实则还是和大顺的土地、税收政策息息相关。
今年的分红年息,最终定下来,是17%。
这就是刘钰说的“高积累、低分红”的低。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如果土地、税收政策有所变动,使得资本投资土地和放贷的利润率没那么高,实际上这个分红年息完全还可以继续往下降一降。
如果能够如英国一般,平均投资的收益率只有5%左右。
那么,对西洋贸易的回报率,只要能到10%,投资的人也会趋之若鹜。
而压到10%的分红年息,每年就可以至少多造几艘战列舰。
但现在,如果压到10%,那么西洋贸易公司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荷资企业了。
大顺不会有士绅、商人投资的,回报率太低了。
刘钰手里有一份英国和“土地回报”有关的情报,就能知道他现在面临多头疼的事。
英国在牙买加、或者巴巴多斯这样的生产蔗糖的地方,买一片100亩的种植园,大约是5700英镑。
而其回报率是多少呢?这一百亩的平均收益是500英镑——蔗糖有风险,小农无法承担价格波动,只能算平均值。
换言之,每年的收益率,是9%到10%。
而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地方的种植园,是一等一的抢手货,是“拿整个加拿大都不换”的加勒比热带岛屿。
也就是说,9%的年平均收益率,就可以叫英国人抢破头。
而在大顺,9%的年平均收益率,抢破头就别想了,估计得靠政府强制摊派,才能被逼着经营,换一肚子不满。
大顺为什么能南洋大开发?
因为一个走私的黑奴的价格,是150两,报税的再加30两;一个欧洲契约奴,平均每年大约36两;而一个两淮灾民去南洋种植园大约是每年10两。
一个合格的欧洲水手,年薪120两;而最优秀的华人水手,每年年薪36两。
一个合格的欧洲商船大副,能跑亚洲的,年薪300两,外加一定的私货售卖额度,当然跑加勒比的便宜点,180两。
而优秀的懂数学、会几何、懂制图、几乎都会点法语或者拉丁语、将来可以无缝学习使用月相图算经度、基本上军舰大副级别的大顺商船大副,年薪是120两。
一艘350吨配炮的护卫舰,是8500英镑,30000两白银;而在大顺,同样规格的护卫舰、同样规格的配炮,已经被蒸汽机锯木和镗炮技术压到了12000两白银。
压到这种程度,靠着几乎就是契约奴隶制的“南洋迁民”,还有靠着朝廷的订单漕米,以及对欧贸易吃到全额利润,这才堪堪维系了下南洋“尚可投资”。
而根源在哪?终究还是地主、士绅的土地问题。
土地的收益率、地租太高了。
大顺都不用土改,哪怕能搞成三七五减租,这些烦恼就全没了,资本就会自发流向南洋、虾夷、鲸海、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不知道出路在哪。
而是明知道出路、明知道问题在哪,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