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