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往往,干不几年,就被盐商盘剥的吊毛没有了。除了逃亡,还能怎么办呢?
这和传统土地小农不同,传统土地小农,朝廷这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
但对煮盐来说,则是要面对不断有人跑路的情况。
这几年其实更加严重,伴随着下南洋在黄淮地区展开,而劝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叹还没有流传开,大量的盐户是偷着往南洋跑的。
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小民”生计。
反倒是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上演一幕“大工场挤垮了个人手工业、使得他们沦为赤贫的无产者”的过程。
恰好,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蒸汽机等,又不是私人小户能够买得起、用得起的。
同时,作为大公司,可以多生产一些存量,只要朝廷监管到位。
相对分散的小户来说,大公司,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垄断集团一样,其实更容易被监管。
朝廷定出的卖盐价,理论上是有利润的。只是那些小盐户一方面要靠薪柴煮盐增加成本、一方面又饱受盐商“收盐压价、买柴涨价”的盘剥,是以难以赚钱。
所以,如果能够实行改革,既可以保证承办的公司有利可图,又可以压低两淮盐的价格,从而驱赶川盐入楚、粤盐入湘的问题。
同时,既然朝廷要改革,要从盐引盐纲法,改革成盐票法。
那么,按票纳税,也可以达成盐业生产后朝廷的目标:收税。
大公司是可以压低成本的,而晒盐又是需要场地的,所以私盐只能选择继续煮,比较隐秘嘛,这又是必然无法竞争过采取了新技术的大公司的。
要么破产,去南洋种植园。
要么破产,去盐场当雇工。
要么破产,去要饭。
没有第四条路可走。
朝廷要做的,就两件事:检查盐的质量、按照盐的数量收税。
除了这些和盐业直接有关的因素外,刘钰还说了其余一个和盐业似乎关系不大的好处,或者说是规划。
切入点玻璃生产,而之所以由此切入,因为这几年玻璃生产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了。
玻璃生产考虑要先考虑市场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玻璃的销量年年提升。玻璃这玩意儿运输起来,比瓷器还麻烦,经不起海上的风波巨浪。
所以,最好是在苏南地区直接投产一些玻璃生产厂。
朝廷是支持玻璃产业发展的,因为每块玻璃出厂之前,就会缴税。
而且,朝廷控制着处在北边的、科学院承办的新式的制碱厂。
从源头上控制了玻璃产业的上游原料,这就使得玻璃业虽然是商人经营的,但却没有逃税的空间——多少碱,对应多少玻璃,这和盐业之前根据柴禾数量来推断是否有私盐,是一样的道理。
玻璃制造,又需要大量的煤,或者烧柴也行。
苏南地区的柴价很贵,人口众多,那里又没有大煤矿,城市化率相对别处又高,柴价自然贵。
除了玻璃制造业,苏南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也都开始使用蒸汽机。比如锯木、造船等等。
如果能够让淮北晒盐也采用蒸汽机提卤,那么构建一个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煤业港口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
淮北地区是有煤的,尤其是距离连云港不是太远的徐州地区、枣庄地区,都是有煤的。
那里的煤,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机——因为黄河改道的缘故,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矿,都大量积水。而这些粗笨的蒸汽机,做提水用,又恰恰非常适合在那里采煤。
只要有利可图,那么刘钰可以牵头,利用原本的河道,再配合上马拉的生铁铁轨,铁运水运结合的方式,将煤炭运送到海州。
一部分供淮北晒盐使用。
一部分则乘船去苏南地区,既可以缓解苏南地区“薪柴日贵”的窘境,也可以促进苏南地区的产业发展。
因为此时黄河还没有制造广泛的苏鲁黄泛区,实际上这个看起来挺大的工程,其实并不大。
海州往西,因为黄泛区此时还未出现,是以蔷薇河是可以通船的。
同时,还有一个后世已经干涸、但此时存在的青伊湖。
到青伊湖往西,还有个此时很大的骆马湖,因为黄河水的存在,使得骆马湖一段的大运河水量可以通航。
实质上,要修的,只是一段从骆马湖到青伊湖的路,大约80里,没几个钱,资本完全修的起,而且有得赚。
因为这条路不止运煤,还要运盐,运其余商品。算算现在苏南的薪柴价和大顺的航海术水平,海运煤依旧有得赚。
刘钰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样规划“对朝廷、对天子”的好处:
在运河被废弃之后,保持南北之间纽带联系的,只剩下了海军。
这样的纽带联系,是不够坚实的。
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即:南离不开北、北离不开南。
如此,才能解决运河被废弃之后,南北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问题。
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苏南,实际上只需要出京畿、过济南、到徐州即可。控制了那里的煤,也就控制了苏南日益发展的产业。
如此,江山社稷方可稳固。
刘钰的每一次改革计划,都必要让皇帝看到:这样对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处。虽然里面都埋着坑,可刘钰估计皇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至于别的……听皇帝和士大夫说说什么天下苍生罢了,可别真信,不管哪个皇帝,只要他坐稳了位子。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朝廷真的为了天下苍生、天下百姓,晒盐法早特么在两淮地区推广了,还轮得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