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杀,是整件事情里最简单的一件事,毫无技术含量。
夏至刚过,苏北各官员的奏折和秘密奏折就都已经到了皇帝的面前,还有那份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的《淮安劣绅录》。
皇帝只随便翻了翻那册《淮安劣绅录》,周围又没有大臣,他连假装愤怒一下的情绪都没做。
只扫了两眼,便把这册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命、而是乡绅人命的文册扔到了一边。
花了大约半分钟看了看这本大约20万字的劣绅录,花了三十分钟看了看一同递上来的大约1万字的预计抄没官田亩册。
然后,在今天就寝之前,皇帝就一直在看刘钰一并奉上来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这份奏疏,一共两份。
一份是可以拿到外面、拿到朝堂的。
另一份,是内部版本,是不能拿到朝堂上去看的。
这些年,刘钰已经很少再上这种正儿八经的奏疏了,皇帝只读了几页,便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正经”的感觉。
借着明亮的天保府那边献上来的、纯粹是手工搓出来只能作为贡品的煤油灯,阅读着这本图文并茂的正经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臣钰言:
江北范公堤,唐宋以前,悉为沧海。
自宋而后,黄河夺淮,泥沙淤垫,海岸东迁。范公堤者,宋时海岸线也。
沧海桑田之地,北自灌河陈家港起,南至南通州吕四港,西以范公堤为界,东至于海,合拢面积四万五千平方里,约合亩数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亩。
详见图甲。
淤积之初,土皆盐卤,寸草不生,但利于盐,遂有淮南盐业之利。
然随雨水冲刷、黄淮水淡,海气日退、盐卤日素。
是以,淮南为盐场,仅从自然条件来说,不如淮北远甚。
自然之外,另有传统。
因前朝制度,本朝承之,两淮多以煮盐之法。所为者何,以臣之见,初期是前朝洪武年间休养生息、人口稀少之不得已之策;然至以后,晒盐之法日兴,却因盐户煮盐比晒盐方便控制,是以因袭之。
若煮盐之法不变,选盐不不能垦、选垦则不能盐。
垦荒之前,要先由陛下圣裁淮南日后的定位是产盐,还是产粮,然后才能定垦荒之法。
是以,臣先论淮南兴盐之弊。
其共有三。
其一:淮南取卤之法,太旧。
煮盐之前,需要先提卤。
然而提卤,又不是直接取海水,因为煮盐要用柴、草,海边缺乏,运输不易,是以只能就近选择柴草多处。且因黄淮长江入海,淮南海水寡淡,非比别处。
淮南取卤,所用之法,为宋之“摊灰淋卤法”,是要在土地上取卤的。
其法如下:
选择天晴的时候,挖掘一处盐碱地。然后夯实地基,晴天暴晒,通过水气升腾,使得下面的盐分上升到夯实的地表。
然后,取草木灰,均匀地摊撒在地标,利用草木灰,吸附其中的盐分。
待吸附的差不多了,往里面灌水。
再投入石莲子,依靠浮力,确定含盐量是否够高、是否值得煮。
若值得煮,则将这些含盐的草灰水,才能算是盐卤。
陛下恕臣之粗鄙,若在那些能够晒盐的地方,单单此淋卤之法,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平白增加了许多成本。
而此淋卤法,又需大量的草灰。
草灰,是草烧出来的。
所以,又需要大量的草地。
割草、晒草、烧灰、摊灰、引卤,皆费。
此其一弊也。
其二:淮南煮盐之法,太旧。
长芦、营口、福建、台湾等地,皆用晒盐之法。
盖因非盐税重地,朝廷监管无力,是以开花结果。非前朝不想管,实无力管也。
而淮南地,因为朝廷要控制盐税,盐政官员有都是不学无术、因循守旧之辈,是以根本不知如何管晒盐法、也不知如何在晒盐法的基础上收税,因此一直不准用晒盐法。
而这就导致,淮南要把好容易用草木灰提出来的卤变成盐,还得经过一道煮的工序。
煮……既然范公堤以东都是宋后才冲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有浅层的煤矿呢?
是以,既要煮盐,又没有煤,必要用草木。
煮盐,这又需要大量的草场、林场。
且不提能长树长草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垦荒,只说淋卤、煮盐两道工序,皆需要大量的草木,这使得淮南盐的成本极高。
此其弊二也。
其三:淮南盐,生产成本高、运输成本也高。
自前朝起,川盐侵楚、闽粤入江西,便是难解决之事,本朝尤甚。
何以?
自淮南去汉口,一路皆为逆水行舟,如何比得上夔州盐顺水而下?
淮南尚用煮盐法,福建等地皆已用晒盐法,生产成本,如何能比?
运输成本也高、生产成本也高,如此一来,官盐价格就算没有那些盐商之弊,损公肥私之举,又如何争得过闽盐、川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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