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关乎政治象征的事,只要考虑到其中的政治意义,那么政治意义本身就是最没意义的。
比如奏折上,写一句皇帝万岁,那就几乎等同于废话。和奏章要谈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似乎纯是废话。
但要是谁在奏折上,写一句皇帝不万岁,虽然皇帝万岁是废话,但这句不万岁可就事大了。
皇帝拿到奏折的这一刻,就不需要考虑中轴线、日月星辰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在考虑中的意义就无限接近为零了。
他要考虑的,就是扩招、扩编、编制航海年历这些,对他统治的意义。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现在大顺开放导致的儒学危机,这个子午线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大顺以后可以拿着这个问题,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大会,然后确定京城子午线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线,从而获得“中国”这个天下概念、而非国家概念的巨大精神胜利。
确保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
儒家士大夫会非常高兴,至少不会反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
后世的人,是无法想象此时盛世下的士大夫,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世界地图,看着中国的经度居然不是零、不是世界的“经度中心”,会多么崩溃和反对。
被人打一顿打的不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真要那样,这反而都是细枝末节不必在意了。
然而现在不是处在“压路机”时代、觉得可以执掌天下嘛。
自信,和近代化被动冲击下的极端保守化的假自信,是不一样的。
子午线到底在京城,还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在此时大顺主动开放,主动改变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问题。
皇帝真心觉得,这个月球运动的近似公式,来的当真正是时候。
龙颜大悦地批复了此事,认为这件事应该速办,而且不是内帑出钱,是户政府出这笔钱。
赶紧扩招,赶紧加编制,尽快把这个月距星表航海年历做出来。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龙颜大悦,那可能说明,大顺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前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影响,似乎毫无意义了,皇帝依旧是个标准的儒家君主。
实则,不是。
皇帝高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和将来去打印度无关也有关。
说无关,没有这份月距法星表,大顺去印度也毫无问题,从锡兰那使使劲,用个破澡盆也能过去。
皇帝考虑的,是南半球大陆上的金银矿问题。
如刚刚批复的天津府尹、南洋那边的奏折上的危机感,皇帝作为这些年大顺自上而下改革的总头子,自然比这些自发感觉到危机感的人更明白。
皇帝也曾与改革派核心决策圈的人议论过这件事,就说如果将来对欧开战,大顺的海外贸易受到影响了怎么办?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现在皇帝已经明白,这直接关系到大顺的钱银兑换币、铜币价值、银价、作坊雇工生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大顺的银价并没有贬值,甚至相对于铜钱,还隐隐有所升值。
刘钰是弄不明白这个混乱的、多参数的货币系统的。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
但都知道,一旦海外贸易断绝,肯定会出大影响。
刘钰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发钞。
靠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去那段时间。
赢了,就需要顶一阵就好。
输了,可能就得构建一个以好望角以东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内部循环了。
发钞不能只发纸币啊,大顺对前朝和蒙元发纸币的事,始终心有余悸。
所以,这个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那段时间的钞,从哪发?
自然,要从南半球那片大陆上找了。
既然南美有大金矿、大银矿;非洲有大金矿、大银矿……没道理南半球那个大岛没有。
要弄一条此时稳定的开发南半球大岛的航线,这就很需要能算经度的月距法星表了。
当初刘钰忽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要用航海钟技术换大顺出口许可。
刘钰考虑的,是依靠金矿引诱资本,而开矿又需要农业基础,从而促进一波大顺移民南半球的热潮。
这也恰恰说到了皇帝的心坎里,区别就是刘钰考虑的是人民去那边吃得饱,中途死一半,好过在家守着二三亩地;皇帝考虑的是百姓去那边,免得在家造反,解决一下人地矛盾,同时挖金银,提振朝廷收入。
他西班牙能靠挖金子,挖出来个全球帝国,大顺挖金子,顶过去海外贸易断绝期,或许总是没问题的。
通过这次修淮河、通过西北战争发财的陕西资本开发井盐等几件事,皇帝也明白看到朝廷财政调控的作用了。
毕竟连满清乾小四那样的,也明白给当兵的发工资,实质上也是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所谓“兵丁用度宽余,则百货流通,商人可获自然之利。加恩于兵丁,未尝无益于商贾也”。
大顺这边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了,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实在不至于。
搞明白这一点,如今又有了月距法星表图,实际上大顺卷入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对英开战的最后一点后顾之忧也没了。
继续发展工商业,准备去南方大陆挖金子,攒钱,一旦开战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国家投资搞建设搞扩军,顶过去就好。
皇帝觉得,如此做,便不会出现那种百工失业而作乱的危机,完全可以继续搞,包括整个江苏和盐政的改革,也是可以继续深化坚定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