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收地的话,直接收地,自己经营就行。
而这个乡约村社,是授田于民,使得制民恒产的。
当初淮南圈地的时候,因为盐户产权问题,就惹了一堆骚。
资本之前是一点都不想把钱贷给这个麻烦的村社。
真要是还不上钱收地,稳固了小农生活的农夫,肯一无所有去做雇工?
到时候闹将起来,不够麻烦的。
又是穿着寿衣去县衙、又是割肉断指以明志的,这谁受得了?
别说不一样,当初盐户对草荡,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但还不是一样闹了三五年,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然而,伴随着运河修通,淮南圈地基本完成,土地的价值激增。
资本考虑了一下将来收地的利润,考虑了一下收地可能造成的麻烦,利润战胜了麻烦,现在自然肯贷。
刘钰之前倒是给程廷祚提过意见,说你可以效仿淮南别处圈地的地方,搞成这种公司模式。
大不了,你对百姓好点,利润多发给百姓点,也比你现在搞成四不像这样强。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产皆共有。
搞成公司模式,最起码能把资本聚集起来,增肥土地、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一点点积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
现在搞成这种四不像模式,当初早就说过,淮南盐垦搞小农模式,只会让土地退化,三五年就反盐,你们偏不信。
而且等着将来工业革命到来,又几乎是和基建完成同时的,你们到时候根本没有资本进行升级。
就算运河修通,资本沿河北上,广撒织机下乡。
可自己集资买织机得的利润,和用人家的织机、承人家发下来的纱线那点钱,能一样吗?
当初就那么搞,先从种粮升级到种棉,再从种棉升级到织布,至于搞的这么狼狈吗?
而且当时刘钰也说的很明白了,淮南圈地的那些人的资本,你们比不了。
那些资本是靠搜刮五省百姓的盐利、靠拿到了大顺伐日下南洋几战的红利完成的血腥积累。
你以为朝廷当年伐日本,真就是为了琉球那点事?还不是贪图日本的白银?
五省的老百姓从盐里,朝鲜日本南洋的百姓从布里,欧洲那边从瓷器丝绸茶叶里出了这笔钱,你们又没有这笔钱,这么搞肯定要完。
当然,这里面刘钰起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作用。
理论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职,或者为了树立样板,减免淮南五年大基建这个乡约村社该出的钱,甚至给予低息贷款。
但这个样板,一点都不是刘钰所喜欢的。
本来就各种嘲讽,还嘲讽说他们是在玩复古演戏过瘾,自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减免。
一群人,五年之内,要从零开始积累各家的资本。
还要承受淮南的整体大基建。
还要承受伴随运河修通的纺织资本北伐,把运河区都拉进织机下乡区。
这要是能承受得住,那可真是要把经济学问都改写了。
反正这一套是刘钰乐于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复古空想的胜利。
至于孟松麓因着权哲身看的南通周边的富庶区,也确实如权哲身所言:基建的事,当年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的时候完成了。
反正是当年修运河的人都死快两千年了,之前朝廷的徭役修河也一直没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不一样。
这地方的人自然是过的美滋滋。
而淮南基建的钱,用的也是五省盐利、海外他国百姓的钱,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
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
这件事,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
三五年大基建,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范公堤”、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总是够了的。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
至于扬州衰败,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小义的事闹掰。
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对经济的分析,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
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
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上国不过如此”。
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再打打预防针,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这是论语可证的。
而想要富,先挖河。
既通交通、亦为水利。
不过,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以朝鲜国为例,假设,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然后修水利、挖运河、置灌溉。对,还是不对?
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管仲”,到底仁不仁?
影射显学的那个“管仲”之外,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追到哪?
是追到周孔?
还是追到孔孟?
还是追到孔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