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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孟松麓等人觉得,肯定有。正是靠着这样的道理,才能够指导改革。
但同时,因为开始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也就越发坚定了他们学派坚持尝试的心。
因为,了解了这里面的道理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模式,是不能用于全天下的。用在全天下,结果就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起义。
江苏的政策,或许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
但江苏的港口、长江河运、纵横的水网运河、被富集的包括盐业在内的大量资本、可以方便地移民东北和南洋等等东西,却是无法平移到河南、陕西的。
江苏的改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才改成这样?伴随着改革的成功,以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接受了一些新理念之后的复盘,发现实在是过于惊人。
不算关东和南洋移民的方便条件,不算气候港口水运等特殊,只算投入的资本资源。
福建的茶叶,利润的七成,都留在了苏南。
五省的盐业,除了朝廷的抽税,所有利润都留在了苏南。
江西的瓷器出口,利润的九成,都留在了苏南。
关东的大豆,八成都被苏北的土地吃了。
剩下的诸如黄铜、大黄、锌合金、香料贸易等等,大部分利润也都留在了苏南。
在扬州被毁之后,积累数百年的盐业利润、漕运财富,也都富集到了苏南。
而这些利润,却又被刘钰引导着往东北、南洋等地投资,用各种手段弄到税来搞基建。
这些条件,也都是别处所不可能有的。
这一切,都让他们的尝试,即便失败、即便被刘钰嘲讽,但依旧坚持。
因为他们坚信,刘钰的办法,不能治天下。
刘钰在苏南苏中,根本没解决土地矛盾,而是把“制造问题”的佃户,给解决了。
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学?
理论上可以学,但现实是不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制造问题的佃户,会让大顺亲眼目睹他们的祖上是怎么得天下的。
这也就是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时候的上国心态下,引导权哲身看看这些富庶之地的想法。
富国之道,上国是有的,你们如果找不到路,可以来上国找,而不要想着去外面找。
你眼中所见的,是你们可以追求的未来,也是我们认为天下的未来模样。
但怎么抵达这个未来,你们面临的情况,又是兴国公的手段解决不了的,还得看我们这些人的尝试和构建。
最终是要让天下都能做到狗彘食人食的,如这里一样。
未来就在这摆着。
但从现实到未来之间,还有个最难的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一个终极的、能解决同文化圈内的普遍问题的办法。
为藩属找路,这本身也是盛世危机之下,母国儒生的义务。
这不是为了救藩属,而是为了证明儒学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天下之内是普遍适用的。
这是大顺展开对外交流之后,儒学急需要解决的理论危机,真正的大儒都会这么做,因为现在压根不需要他们救亡图存,也不需要他们保天下,甚至不需要他们搞实学,总得干点什么。
同时一些大儒也明白,能吸引藩属的,繁华富庶强大,又是经书维系藩属向心的基石。
尤其是面对一个其所传承的学问,明显被西教所染的藩属儒生,更要依靠富庶繁华而收其心。三魂环理论,不是实学,而是西学,这一点,经历了大顺西、实分野的这群人,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