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总结的:必要大灾之后,赤地千里,政府掌控土地,垦荒屯田安置灾民,方可推广。
要么,如刘钰在苏北做的那样,用刺刀、皮鞭、棍棒、军队,让原本的小生产者、小农,生不如死,资本圈地,改良棉种。
要么,需要一个根本不在意百姓死活的商业资本控制下的政权,强制推广,强制征收。
要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能够将统治能力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强大的组织力可以做到省里面下发下来的棉种,一个月内行政官员和干部就能在每一个村庄推广。敢继续种植短绒棉的,村干部带人直接铲平,一棵不留。
除此之外,并无他法。
虽然残酷,只是现实。
否则,良种很快就会退化、杂交、变异、变短。
大顺每年都能从孟买,进口不少的苏拉特棉花,用来平衡东北棉裤导致的升高的棉花价格。
让做棉裤、棉袄、棉被等填充物的棉花,用苏拉特棉,从而继续压低苏北棉作为织布原材料的价格,确保每一斤苏北长绒棉都被作为工业原料。
另一个原因,是皇帝看着这几年华北有种植棉花的趋势,非常不爽,担心统治的核心基本盘区,不种粮食种棉花,出大事。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孟买和苏拉特,并不是此时大顺的势力范围,这问题倒是不大。
商业嘛,只要有钱赚,就能有买卖。
至于大顺为什么能够在苏拉特买到便宜的、比较上等的棉花原材料,而当地为什么不把这些棉花搓成棉布卖、或者因为当地的棉布拉高了棉花价格使得没进口价值?
这……这就要从大顺伐日本、下南洋说起了。
在大顺下南洋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往印度输入的贵金属数量,是比较惊人的。
大顺下南洋之前、日本那边新井白石改革限制贵金属出口之前,荷兰从巴达维亚输入印度、买印度货的贵金属,最高一年是460万卢比;从波斯地区做转手贸易运到苏拉特的,大约600万卢比。
加在一起,大约是1000万卢比。
虽不精确,大概的兑换比是1英镑=3两库平银=12法郎或者弗洛林=8卢比。
每年400万两白银吧。英国每年给印度“送”的白银,只多不少。唯独法国比较拉胯,贸易额始终保持在100万法郎左右,也就是30万两白银,大约折合一艘从北美装满人参貂皮东珠的船到松江府的贸易额。
荷兰人巅峰时候,每年花的400万两白银,大约一半用在购买苏拉特棉布,往南洋卖。
所以,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顺下南洋之后,不会傻呵呵地跑苏拉特去运棉布,自然是运松苏的棉布去南洋。
苏拉特周边的棉纺织配套产业,本来就是外向出口型的。
从波斯人去那贸易开始算起,几百年时间了,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纷至沓来,更是直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
大顺下南洋之后,苏拉特的棉布产业,每年一下子少了200万两左右的出口额——甚至不止200万两,大顺还往欧洲走私,挤占了苏拉特棉布在欧洲市场的销路。
一个全部外向型棉布产业的地区,几年之内,少了三分之一的出口量,会发生什么?
自然饥荒、起义、崩溃、反抗、死亡、混乱。
以及,棉花降价。
18世纪初的世界贸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其实和常规印象中完全不同,而且贸易额其实也真的不小。
拿贵金属来说,新井白石改革之前,巴达维亚的贵金属,主要从日本那里得到,而且是以黄金的形式,每年大约能够拿到120万法郎。即便改革之后,依旧还能保持三分之一的贵金属获得量。
大顺伐日本,直接导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崩了,就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从日本获得贵金属,从而在印度拿到棉布,再把棉布运到南洋销售。一旦缺了日本的贵金属,不是说少花俩钱省一省的事,而是一个贸易链条直接断了,短时间内又无替代品。
苏拉特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顺下南洋之后,荷兰人帮着“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依旧还在。
只不过,身上穿的棉布,是松苏棉布,而不是苏拉特布了。
苏拉特脆弱的外向型经济,只能、或者说必然,走向提供原材料,也就是原棉为主,而不是以有附加值的棉布为主。
简单来说,之前纺纱织布的,死了;之前种棉花的,还能活着。
问题就在于,固然大顺能从苏拉特买走棉布,可大顺的棉布在苏拉特也卖不出去。
因为……苏拉特的棉布,也能顶着68.%+3.5%合计72%的关税戳进伦敦……大顺这边真的是暂时顶不动。
那是不是说印度,在商业上看,就无利可图了?
当然不是。
老马是教过的:商业作为未发展共同体间的生产物交换媒介时,商业利润就表现为侵占和欺诈。
老马还教过:商业资本,在优势的统治地位中,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掠、抢夺的制度。
逆练即可。
逆练之妙,存乎一心,妙用无穷。
最有效的抢劫、掠夺是啥?
收税呗。
是不用修水利、不用赈灾等义务的税收、盐税、垄断交易下的强制低价收购。
有比无民生义务的税收更有效的劫夺?显然不可能,否则荷兰大资本为啥都优先买包税权,其次才是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