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全是好处，没有坏处（中）

度，嘲讽之余，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

    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所以然”的，对于这里面的东西，仔细思索之后，问道：“之前父皇说，应师夷之长技。这夷之长技，多由国公带人编纂，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予以阐释。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垄断香料之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

    “刚才闻国公之言，说要倾销棉纱棉花……是不是，国公所言的‘务本’，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

    “若棉贵，则驱佃户，而收土地种棉，得利颇丰。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而乱中原？”

    “国公之‘务本’，可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过，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是刘钰。

    他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三观，所以不会朝着什么“民族性”、“平凡而伟大的气质”、“宗教的优越”、“文化的优越”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

    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刘钰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殿下多虑了，此事断不可能发生。我说的务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加重语气道：“断不可能？”

    “断不可能！我说的务本，于此毫无关系。”

    “既说师夷长技，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

    “其一，确定地权，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这些事，自秦汉时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但顶天也就这样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养羊，卖毛，而供纺织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锡兰、闯关东。棉花、亚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或者种粮食，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

    “其三，为兴工商，必要廉价劳动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万，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我在松苏变革，单单一个商路改变，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只五岭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缺吗？”

    “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即便一个价，加上运费那也便宜……那圈地种粮，也无利可图。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

    “除了粮食、棉花、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还有啥东西，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

    “况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贷压身，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

    “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但其三意，也不过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为了明确产权，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是为了种棉，利润更高。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这已经是最像的了。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

    “只要朝廷允许原棉、棉纱、粮食、油料等，源源不断入河南、江汉，则无需担忧圈地事。绝无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圈地，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剩余的滚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属于一户，其余人皆为佃户，缴纳租子。这些佃户，欲去做工、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

    “殿下担心的圈地，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内，中原绝无可能发生，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许是种烤烟？但这玩意儿，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顶天了，问题不大。”

    “要解决的，还是兼并问题……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灾荒，可赈、可济、可抚、可剿、可输粮、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敛财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能容下半数人口。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期间安抚百姓，均其田亩，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怀念前朝洪武时候，说那时候赁官田，四成租，现在有人思念当时，竟怀念为善政、保民之举。”

    这里面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织成布，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都会有人去干，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连五斤米都换不到。

    修水利、修路这些工程，如果能给米，这当然是条正途。最起码，路，水利工程，这都是财富，也是在提高生产力。

    如果朝廷能花钱，有计划、有目的、有执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

    在这个时代，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后者。

    因为前者，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

    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可以算出来：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是巨大的。能种百亩，无地可种，只能种三亩，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实学派的多数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

    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学英国，搞五一农业税，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利用十几亿亩土地，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时间，移个上亿人，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把“分封垦殖”区，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

    类朝鲜国之纸、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不得不朝。

    但显然，这么搞，大顺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武装清君侧。

    这就是皇帝担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这也是皇帝苦恼的“王朝轮回”。

    不搞激进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而且还是皇帝让太子来说的，在刘钰看来，皇帝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皇帝要给太子留遗产，但不会让太子行刘钰的办法，而是希望太子来听听刘钰的看法，将来真要是走不通的时候，或许可以选择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