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率的商品,比如玻璃蔗糖生铁棒,靠欧洲其余国家生产。
这里可以将休谟的“广袤的大洋保护了欧洲工商业不被中国冲垮”的思路,延伸一下,即可清晰地了解什么叫“大顺可以生产,但是是加上运费、耗损等,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
比如经典货物。
蔗糖。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
是以,同等质量的白银,在欧洲和亚洲,重量是基本一样的。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
第二个前提,是在伦敦、巴黎、彼得堡、哥德堡、加的斯、塞维利亚、德里、锡兰、松江、北京,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
在这两个前提下,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以白银计,略高于孟加拉,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
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发内部消费券、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这个“自行铸币”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自然是被取缔的,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
但是,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
然而,是不是成本低,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
显然不是。
因为,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
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而把白银视作货币,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
八月份抵达欧洲,十二月份返航,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
整个贸易周期,为一年半。
这里面,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等等、等等的假设,就假设整个过程,一帆风顺。
这里面,假设水手都是机器,一分钱不用花;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一点都不用修补;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等等、等等。
那么,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大顺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是年利率36%;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
由此可知,一半年的贸易周期,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风险情况、船员支出、假设运费为零。
那么,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而失去选择白糖?
显然,加上那些风险,如果低于50%的周期性毛利润,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
再低的话,去买国债好不好?去囤地收租好不好?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
所以,考虑到这些,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加4.5%合计72%的关税和奢侈品税,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
是差72%这么简单吗?
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以上的情况下——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一年半的贸易周期,如果毛利润低于50%,干点啥不好?
所以,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只有“大顺的”和“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两种。
“巧合”,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俄国、瑞典、法国、西班牙、荷兰、甚至土耳其,都能产。
这里面,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英国的商品,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航海条例》呢?
这个例子,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
即,海州的晒盐场。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行政上的盐政改革。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淮南的小盐户们,你们随便煮私盐,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遏制了生产力进步。
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
反过来,既是说,假如英国的生产力,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航海条例》,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航海条例》,拥抱自由贸易。
而历史上,《航海条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859年,正式废除了《航海条例》。
换句话说,19世纪50年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
同样的道理。
北美十三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
1750年。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
而这一年,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也就是老马说的“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的一年。
故而,实际上,很多问题,拨开迷雾,很简单。
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俗不可耐。
大顺这边的战略,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
很多东西,不过也就是“逆练”的成果而已。
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
因为刘钰知道,如果放开贸易管制,那么跑日本的商船,就到了拼航运成本、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即便对日贸易,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比如培养注册水手、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其利润,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
是故,可知,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放开贸易管制,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
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
我这么做。
别人不这么做。
是我会破产?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
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甚至落后的多——专营、垄断、强制军事义务、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
但这个落后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后,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
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
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政府干涉、给伽利略、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逆市场而动,去研究弹道、火药配比、化学。
完美的世界之下,大顺、哪怕大明的商品,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奈何,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
相反,英、法等国,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
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
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那么大顺的商人,连马六甲都出不去,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扣押商船、强制降价——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已经证明过了,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强逼降价。
故而,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
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除了“正常”的贸易之外,还干了很多事。
抢劫英国商船,为了自由贸易。
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为了自由贸易。
炮击巴巴多斯,为了自由贸易。
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为了自由贸易。
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为了自由贸易。
总之,至少,在“大义”上,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还是站得住的。
而这背后,则造成了两个结果。
其一:
大顺的水手们,赚的盆满钵满,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而是归他们分配。
所以,一方面,他们把蜜糖、甘蔗酒、呢绒、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
另一方面,不少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
而原本这些钱,会被英国商人去干三角贸易,运送黑奴去北美和加勒比、南美等,导致非洲的青壮年人口流失,极大地损害了非洲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
威廉·皮特的“战争和贸易两不误”的战略,彻底破产。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濒临崩溃。
30万英国家庭,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当初忽悠买的国债,怎么还?
北美的走私集团,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甩开荷兰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茶叶降价、棉布降价。
英国西印度商会,损失惨重,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