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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卅四（第2页）

于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议道，说是现在有商税关税殖民地收入等等，而亩税收起来又费劲又麻烦还收不了多少。

那么，可不可以说，朝廷就不要亩税走国库了？把亩税交给地方行不行？

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

，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份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

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玉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

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

，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

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

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

；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

；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

、“气概”

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