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