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