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左支队千余人涉过托勒河,翻越托勒南山,进入了蒙古族牧民游牧的草原地区,然后沿疏勒河顺流而下,经扎尔马格等地,于4月上旬到达肃北县盐池湾乡的考克赛。
这时,黄火青、曾传六带领的十几名先遣队员发现当地有新过的畜群踪迹,便同向导等人找到了牧民群众诺尔布藏木。诺尔布藏木同意卖给左支队一批牛羊,并为左支队担任向导。
左支队在考克赛休整两天一夜后,在诺尔布藏木的带领下,沿着汹涌澎湃的疏勒河,经五日行军,越过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滩、龚岔大坂、大龚岔口,于4月16日黄昏时分来到石包城。
石包城主要是泥土房子,散居着十来户蒙汉牧民。左支队后勤人员给当地牧民们讲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向他们购买了一些粮食、盐巴和牛羊。
4月1日,毛ze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jiang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乙)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以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可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是否知此消息。
从此电报可看出,毛、周这时还认为左支队下一步的目的地是敦煌,并且注明左支队可通过缴枪的方式换得人员安全。
季米特洛夫日记表明,4月1日他曾“致信斯大林,关于中国西路军问题”。此信尚未查到,但可以推断,很可能是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并请示已在霍尔果斯口岸滞留四个月的陈云等人进新jiang事宜。因为五天后的4月18日,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gong驻共chan国际代表团的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4月日,陈云等人抵达(乌鲁木齐)后,‘任务已经变更’,是要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jiang安全地点’。
遵照中央指示,叶剑英通过多次与顾进行交涉,于4月15日复电中央:“顾已电马敦煌部队勿再攻击。”
从这些史料分析,问题应出在与顾祝同的交涉上,要么是其搪塞中gong,要么就是其虽然下了命令,但马步芳却一意孤行,紧急向安西增兵。
16日17时,西路军工委致电致电刘、张并转军委,提出改向安西前进,并要求派人到星星峡迎接他们:
“㈠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㈡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jiang交涉并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㈢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㈣特急请即复昨日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
4月0日,毛ze东、朱de致电援西军转西路军工委:
“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jiang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达到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可以看出,中央这时依然认为左支队是经敦煌而不是安西。中央料到这是是非之地,要求左支队最迅速地向星星峡前进。
4月1日,左支队在诺尔布藏木的引导下,从石包城出发,过上水峡口、横巴浪沟,翻越搂搂山,上下路口湾,沿踏实河(榆林河),于4月日到达与榆林窟毗邻的蘑菇台子,走出祁连山。
这时,黄火青找到诺尔布藏木,对他说:“谢谢你,我们一连九天没出事,这全是你的功劳。”接着他送给诺尔布藏木三个大元宝、三两五钱黄金作为红军食用他家牛羊的代价;又送给他一支步枪、一匹马作为酬劳,并嘱咐他要另走小路,以防碰上马家军。
当时榆林窟主持道士是郭元亨,寺庙有耕地近百亩。这里是过往香客和进山商人的必经歇息之地。
左支队到达蘑菇台子后,郭元亨道长不但安排了红军宿营,而且支援红军小麦石4斗、黄米6斗、面粉00余斤、胡麻油0斤、硝盐4口袋、羊0只、牛头、骡子1头、马1匹。
翌日晨部队离开时,程世才给郭元亨道长写下了支援红军粮食、牲畜的证明,并代表红军指战员向郭道长表示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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