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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8月的第一周，在卡斯特兰诺家安装的一窃听器开始发出奇怪的人的噪音。一会儿像是发情的猫的尖叫声，一会儿像是打开香槟酒瓶塞时发出的劈啪声，一会儿像是从老电影的潜水艇里发出的警笛声。有些时候话筒突然没有声音，然后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静电爆发声又传人们说话的声音。

    有些时候，监听耳朵中传出的声音是清晰的，仿佛又回到了3月份时的良好状态，只是音量微弱得只有模糊的哼声。最后，在8月4日下午，当托米-比洛蒂提议对中国帮采取强硬态度时，这组机器发出最后一阵饱经磨难的，像是放屁一样的噪音，就彻底完蛋了。在里士满路工作室里，那台被遗忘的录音机继续转动着，只显示出一片记录的沉寂。

    没人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部仪器为什么失效了。也许是变压器短咱烧焦了精巧的送话筒。

    也许在一场家庭争执中灯被踢翻了，或是被只杜伯曼犬撞倒了。不管怎样，联邦调查局的监听丁作至少是暂时地歇业了，大家在布鲁斯-莫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商讨以后的行动。

    “我们再进去一次吗？”主管人问。

    “我们能吗？”安迪-序林斯问。

    “我需要华盛顿方面对此的建议，”莫说，“也许再申请一张授权书。”

    乔-奥布赖恩向窗外望去，呻吟了一声。这得费几个月时间起草语文件，为在那时基本上还是空想的计划提出理由，还得坐在打字机前，再做那该死的同一件事。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一定要这么做。”莫继续说。

    这句话有点出手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的意料。对卡斯特兰诺的监听是一项没有截止期限的工作。没有确定的终止日期，就如同没有确定的开始日期一样，这项工作何时结束无法预见，也不能因为变故而突然中断。对于监听侦探来说，窃听行动的突然结束留下一片令人很不舒服的真空，仿佛是，棒球赛季被突然取消了时的那种感觉。里土满路工作室在某种性质上讲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一个俱乐部会所。他们喜欢这地方，同时又恨它。一方面，这个狭窄的阁楼意味着被迫与妻子家人分开；他们开聊地在那里呆了许多小时，产生了一种厌烦情绪，好像小孩子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感觉一亲戚。另一方面，正是在这间位天一家诊所之上的狭公寓里，美国执法机构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在教父身边安装了窃听器。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放弃。”

    “我们不像是把所有的事都弄明白了。”安迪-库林斯抗议说。

    “是没有。”莫同意说，“可是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可以监听它2O年而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弄清楚。特别是因为那里总是有新情况。”

    “但是即使是那些老情况，我们对许多事情也只是一知半解。”乔-奥布赖恩说。

    “起诉状被泄的事。”库林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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