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大师”比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正红旗下》为什么夭折?为什么作者认为老舍的潜力,一定不是只能写出“一部《红楼梦》”,但他放弃了自己?
1962年春节,老舍写出一副对联来自勉: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这算是一种觉悟。毕竟,他已经64岁了,不能再多耽误了。
1960至1962年,文艺界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应景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时,老舍积攒多年的人生悲剧被触动,他的身世经历涌上心头,他熟悉这个世界,感情落进了过去的年代,父亲的死,母亲的勤俭,姑妈的自私,姐姐的不幸,自己的童年……他找到了发泄的通道,先写了话剧《义和团》,再向前延伸思绪。1961年年底,他开始写作酝酿一生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以家族为背景。
1962年3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他正写《正红旗下》。回北京后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几段。但好景不长,恰逢文艺界开上,批评长篇小说《刘志丹》。
上海那边又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打着“革命”旗号,只许写1949年以后的“新人新事”。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1964年被定为“坏小说”、“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
老舍的朋友,原《人民日报》社长、党内少有的才子邓拓,教训在先。
1957年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共发表一百五十多篇文章。老舍很赞赏,称他“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1966年4月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燕山夜话》,老舍只能沉默。这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4月14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思想,没有用**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正写《正红旗下》的老舍也许从中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非凡的创作搁浅,老舍写《陈各庄上养猪多》去了。此后,这部《正红旗下》就只有八万多字,后面的精彩故事,被老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对此,曾有人感叹,说:“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政治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于是之:《假如先生还在》,《人民日报》1986年8月24日)其实,把这“假如”和“倘若”当真的话,老舍的成就一定不只是一部《红楼梦》!
1966年4月,山雨欲来,他看望朋友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老舍在美国时,他们是好友。其实二人都是秘密的**地下党员,1942年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留学。王是演员、作家,1943年春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概其**员身份暴露,王莹夫妇1954年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下狱。后经赛珍珠等人声援被驱逐出境,1955年年底回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分子,曾送北大荒劳改几年。此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次日老舍专程到访,感慨地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
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嘹望》1984年9月第39期。)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4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8年监,出来时精神失常。王莹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再没能出来,死于1974年。
由此还可见得,伟大的天才自身恐怕也是有责任的。他过于陷身周旋和应付庶务了,连与家人谈话的时间都没有。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变得深居简出,却很少再写文章。想想看,如果从一开始,他意志坚决一点,排除一切干扰,就把这些计划付诸实际,先把它们做完了再说,那将是何等了不起的功绩啊!
因此,这也和作家性格上的软弱,缺乏勇气等有关。
当然,我们在读了老舍的那些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痛其自贱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他内心的伤痛。他将其藏在心里,难以示人,除了王莹等至交外,连家人面前都不提,可谓身边无知音。
按照老舍的预想,《正红旗下》是他在美国即已考虑成熟的三部历史小说里的第一部。它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自己家庭生活为背景,展开三重悲剧:自己家庭苦难遭遇;民族被烧杀凌辱,奋起抗战;以满族为文本,写出它由盛而衰的历史,从而对整体民族性弱点进行批评。
前两个方面,在《小人物自述》、《茶馆》和散文《我的母亲》等作品中,早就有所描写。最后那层主题,直到《正红旗下》,才真正得到揭示。
可惜的是,三个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展开。唯一能够得点安慰的是,这不足十万字的作品,尽管人物性格还在刻画、发展,主要矛盾还不明朗,但本身已相当完整,相对独立,自成格局。其高度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已充分显现,表现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臻于完美的非凡造诣。
作品所展现的清末社会风情和民俗,是一幅动人画卷,精致美妙,准确周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同类作品中,绝无出其右者。
三百多年来,满族向世界贡献了两位最杰出的小说大师,曹雪芹和老舍(纳兰性德也是满族贡献给世...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