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打仗的时候,他很少亲临前线,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曾国藩不太会用兵,但曾国藩会用将。
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那就给军官钱,让他在回去招兵,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没有失败经验,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
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充满了一种智慧,未必附和军事常识,但很有效果。
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久攻不下,战后开始开会,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互相推诿,互相责难,湘军是子弟兵,他们也是子弟兵,都是从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出来的,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
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认为兵力还是不足,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作为主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无法协调指挥,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防止部下权力过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但给他们分派了独立的任务,认为应该能够相安无事。
可是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形成良性竞争,但遇到了问题之后,就开始互相诿过,都认为己方取得的战果更多,推进更深,更需要支援,都认为对方打的不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
果然是统一的组织在平淡中腐朽,而分裂的组织在压力下崩溃啊。
朱敬伦紧急安排了一下公务,觉得自己有必要亲到前线去坐镇。
将陈芝廷从惠州召了回来,给各县发去钧令,告诉各地,现在由陈芝廷暂代广東政务,直到他们接到新的钧令为止。
陈芝廷离开了潮州,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台,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可不能缺人,调广州知府张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台。
朱敬伦手里的老官僚数量还是太少,这两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来,比如东莞县的张敬修算一个。
张敬修是两年前广州府十四县县令挂印的时候,被朱敬伦请来做官的,因为张家是东莞巨富,鼎鼎大名的广東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就是张敬修修建的。
他做东莞县令之前,本身也有一定的经验,曾经捐了同知的官衔,然后组织团练,天地会起义的时候他打过仗,英法联军来的时候他也打过仗,后来太平军到了潮州他还打过仗,朱敬伦任命他之前,他在江西当官,让他哥哥一封信给招了回来。
在清廷和广東之间,他选择了家乡,或者说在文武之间,他选择了文官。在朱敬伦招他之前,他在江西做按察使,这是相当高的品级了,但实际上依然是带兵,曾国藩给皇帝保举说他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
朱敬伦给了他一个县官当,他当的也不错,张家在东莞是豪富,是乡绅,是当地望族,因此他的官当的不算难,当了两年,调他做了广州府知府。
朱敬伦甚至考虑过让他去肇庆总揽全局的,但考虑到他跟曾国藩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亲自去肇庆,调陈芝廷回广州,然后让张敬修去惠州,升他为惠潮嘉道道台,总揽惠潮嘉道总不会出问题。
除了张敬修,还有新会的罗天池,此人曾经在贵州做过道台,算是一个老官僚,投靠朱敬伦也比较早,尽管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能笼络住人就行了,现在也已经升任高雷阳道道台了。
过去广東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连道,他们在朱敬伦和清廷之间,选择了清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