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七章 秋天的菊花

    影片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我倒是读过，怎么讲呢？这样吧，小说给张艺谋提供了个故事蓝本，刺激了他的所谓灵感，仅此而已。

    好的现实主义影片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夹杂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在虚假造作的影视生态中，这股“气”甚至是风，是狂风，席卷而来，摧枯拉朽，能将虚伪的、矫饰的、糊弄人的一扫而空。

    这种“力量”来自于作者的立场，作者的态度，作者的判断，张艺谋在拍《秋菊打官司》，和贾樟柯在拍《三峡好人》，我想在此点上，是差不远的。如果讲作者的能力决定作品的质量的话，那么作者的态度即决定了作品的灵魂。在拍《英雄》的张艺谋和在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能简单解释成是个人立场、态度的转变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所造成的问题。拍《英雄》的张艺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他既往的能力的肯定，是个褒奖，与此同时，剧烈汇聚的资源也将作为作者的张艺谋不断架高、架空，走向有热情有能力，却不能占有资源的叛逆者的反面。讽刺的是，这个反面正是张艺谋们曾经面对，并且与之抗争过的。

    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即是有热情、有能力的。

    《秋菊打官司》的第一个镜头，即一举奠定了全片的调子。摄像机被安置在西北某个小城镇市集的道路中间，固定机位，一人高视角，熙熙攘攘的人群不间断的与之“擦肩而过”。这个长镜头与贾樟柯在《三峡好人》的开头，缓慢地逐个扫过众多船客的长镜头何其相似！都是个平视的姿态，并未人为地赋予镜头前的人和环境什么涵义，好像不意间进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小的环境，故事就此铺陈开来。要深究二者的不同。我看是张艺谋更喜欢镜头中出现鲜活生动的东西，让你感到生活的“扑面而来”而贾樟柯则偏好静态地凝视，让镜头舒缓地移动甚至定下来。“凝视”本身即具备了一种思考的意思。比方，《秋菊打官司》的开头长镜虽然是定的，但是人却是动的，镜头像被安置在河流的〖中〗央，画面充满了流动的人群。而《三峡好人》中的长镜，缓缓移过一张张面孔，镜头是动的。人却是静的。其中的区别，我想，前者侧重在环境，后者侧重在人。前者的“动”是活跃的、情绪化的，后者的“静”则多了层冷眼旁观的审视和思考的意味。这个区别与张和贾两个人的影片给我的印象是合的。

    秋菊就在这样水流般的人群中“随意地”走到镜头前来的，小妹拉着车，秋菊挺着大肚子走来了，镜头带领着观众的注意（好奇）。顺势就剪到他们那里去了。从侧面拍他们，模拟了“转头看他们”镜头保持了和秋菊三人的距离。镜头和他们之间不断的是人行过。前面是小妹，后面是秋菊，镜头还让观众注意到了板车上卧着个人，直到他们走出镜头（我留意了下，事实上并未走出镜头，板车出去一半就接下个镜头了），这是本片的第二个镜头。

    第三个镜头似乎与第一个镜头一样，都是个固定机位拍他们从人群中走来，但是略微注意还是能看出差别的，即是秋菊三个更从人群中突出。于是与镜头视角重合的观众的注意便全在秋菊三个身上了。这是片子的第三个镜头。

    第四个与第二个相仿，走出镜头才接第五个“走来”的镜头（用“走来”、“走出”交代他们到“卫生室”的时间过程）。第五个镜头中，秋菊喊妹子停下来，说“到了”接第六个镜头从侧面拍，背景是“卫生室”的门口和挂在门口的牌子。第七个自然是由室内向外拍他们进来的了。

    首先得说。这个开头算不上多创新或者多有技巧，电影中的主人公“从人群中走到镜头前来，展开故事”是个挺老套的办法。但是我觉着这几个镜头拍的是真好，好在哪里？以我有限的分析能力，只谈两点。

    一是老套的未必是不好的，老套的就是不创造的，依旧例的，老被使用的，而之所以老被使用说到底还是因为它好用嘛。与众不同往往意味着行不通，我欣赏创造，欣赏个人风格，但是创新不意味着要把片子刻意地搞的那么“不好看”比方王超的片子，这哥们儿的长镜头那是闷不死人不罢休，后来看《江城夏日》，终于不摆弄闷到死的长镜头了，但是片子还是不“好看”。依我看，自己的片子都不能拍流畅了，拍好看了，凭什么还瞧不起人家好莱坞？我看，创新个前提是你至少得能来老套路吧，不然你〖革〗命了半天，革了谁的命？想跑还得先学走路不是。

    二是这个片子的环境感很棒，像镜头前总不只是个主人公，人来人往，走进走出，卫生室由里向外拍秋菊三个进来，镜头前一个中年男子在劈柴火烧炉子，环境一下子就出来了，很〖真〗实，很生活化。这种纪实色彩重的影片很喜欢这样搞，确实也出效果，但是搞得好赖不单单是个技巧的问题，还得看创作有没有生活，一个小小的“虚假”的瑕疵被揪出来了，对影片逼真性的营造是致命的。《秋菊打官司》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饰演村长的雷恪生讲拍这片子前他们下去体验生活，在农村一待就是两个月，因为他自己是演话剧的，要扳自己“演”的痕迹重的毛病。反面的例子比方最近的《盲山》，不少地方就不够〖真〗实，环境感不强，甚至有局部能把观众踢出环境的硬伤。

    谈张艺谋或者陈凯歌已经从流行转变成一种流俗，但纵横地观察纯系的〖中〗国电影，他们的确还是最值得谈，在送去了一代观众的厌烦后会紧接着迎来后一代人的热情。

    张艺谋与陈凯歌二人都是敢于拿充满枪火味和权力变迁的〖中〗国现当代史说事的人，这一点是我很佩服的。这也是他们的电影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杰出成就的首要因素（当然还包括“田壮壮”）。这种文本抉择态度在二人的《活着》和《霸王别姬》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宏大叙事的好处就在于提供了一个说“大问题”的平台。无疑，至今相当一部份人都认为这两部中的任意一部都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但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霸王别姬》还是要胜《活着》一两分，原因就在于：虽然他们都是解读历史的另类副本，但人性的本真和锋芒在《霸王别姬》里呈现得更加多面和浑然。《活着》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耿直、通透、朴素、掀历史的盖头很爽快”而《霸王别姬》则“婉转、暧昧、模糊、在欲说还羞中留下了一层供观众摸索的余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也是我自己看重的一个角度来说。张艺谋的某些东西却更加适合〖中〗国人看，有着更加强烈的本土性，更能引起跨越阶层的集体共鸣，比如说这部《秋菊打官司》。

    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剧情刚刚进行之时，我就武断地做了一个电影主题方面的揣测：揪住〖中〗国90年代的压制性权力结构不放，用秋菊的顽抗意识勾勒百姓群体的存在现状，以此来成全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层人们对“解放”的寄托。

    其实拿历史说事。毕竟有种时间的模糊性在里面，将批判和讽刺建立于记忆和档案之上，真相的不可接近使得“反动”二字不容易往作者身上扣。然而。《秋菊打官司》却很明确地揪住电影拍摄之际的时事，拿当时最具争议的，标识〖民〗主进程质变性的《行政法》说事，借“民告官”这一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权笑话，革了“衣食父母”的命，以欢欣迎接的姿态给予这部重磅法律以回应。这其实已经够了，不是任何一位导演都有这种胆识和责任感。

    但是，真正的好戏不是说“民告官”。

    在秋菊不断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夹杂着一层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关系。村长不断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断地给秋菊找难堪，甚至辱骂，但他从未阻止过秋菊的上访，从未通过行贿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诉后能够减轻处罚和赔偿。秋菊和丈夫一直尊重地叫他村长，交涉与辩解的过程中有时还表现出与村长之间的亲近感。但双方在“道不道歉”的问题上却一直僵持着。摆道理的时候来的是硬碰硬。火药味十足。他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态度〖自〗由转换于“融洽”与“对峙”两种关系间，这场“战争”显得敌对意识模糊，敌我关系另类。

    导致这种认知分裂的其实就是司空见惯的“人情和面子”。在〖中〗国的文化要义里“人情和面子”居于核心，日常人际的运作和利益的计较都嵌入在“人情和面子”所营造的关系中。〖中〗国人的“人伦倾向”在农村地区是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它是反观民族精神和国家气质的最佳切入点。因为要面子，所以村长明知自己有错但拒不道歉；因为讲人情，所以秋菊的据理力争显得薄弱无力。

    表面上，秋菊对“权利”二字有着超越一般村民的主体意识，但更多的，秋菊只是一种从人格尊严出发，目的仅仅是为了出一口气，她对权利的理解止于“天理不容”而不是法制化的。电影中，支持“民告官”的《行政法》刚刚颁布，制度层面的东西已经初步到位了，但是，在封建的几千年以及集体主义的几十年中，已经被磨去棱角，只懂得顺从和皈依的普通农村百姓能明白这“法”到底管啥用吗？很显然，不能。《行政法》打击“权利迫害”只有文字上的精准，而不具备现实意义的针对。该拿武器的人不知道拿，这枪杆子硬得起来吗？

    秋菊最终在半推半就中进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规定，市公安局应该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应该出庭候审。这可难坏秋菊了，或者说这可吓坏秋菊了。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公安局长扮演的是好人角色，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载了秋菊一程（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然而现在，公安局长却首当其冲要成为挨板子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秋菊对整个事件的理解范畴，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她喃喃地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这是一位农妇最〖真〗实的心声，对于保守的国人来说，道理就该如此，对于一个需要被唤醒的民族来说，这显得太无奈。

    影片快结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难产。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只好想办法送县城医院。当时正值大年30除夕夜，乡里人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这送人去县城全得靠人手抬脚赶路，可哪里去找帮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逻辑，正好没去看戏的村长绝不会成为秋菊一家的请求对象，但我们看到，当事者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恳求村长，借助村长权威再拉上几个人一起完成这趟差事。当然村长这边也有戏码，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紧接着他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邻村找人了。这样的村长是〖真〗实的，有牢骚，但却并不铁石心肠；有记怨。但仍按人情办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满月摆酒设宴，大伙都已经入席，却迟迟不见村长，他可是秋菊一家请了很多次才答应前来的。村长的妻子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村长的这一行为细节充分说明了他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对秋菊一家宴请的尊重，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能够平复两家的争斗。大家都在静候村长的到来，最戏剧化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听闻慌张失神，飞也似地冲向村长家。但闻着警笛声，望着空旷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

    至此，好戏的上演终告落幕。《秋菊打官司》是激进的，但激进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一层，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义之中，这就不仅仅是在回应和考量时代，而是在反观和拷问历史。真正的好戏就在这里面，人情、面子、权利、权力四者的纠缠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社会戏码。国家上层很可喜地具备一定的法制先导，但民间的接受却存在巨大的文化堕距，公民的建构所面对的障碍既来自体制又来自还未成形的公民自身。这是制度与文化的矛盾，也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悲剧性辩证。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这些外来的官方物事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这里，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这种冲突的产生就是秋菊这个倔强的女人跳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于是，产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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