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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第2页）

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

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

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

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

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

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寨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

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

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

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

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

关于皇室和教廷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得多。

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

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

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内。

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

此人当然只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像一个正常的办事机构；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

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那些文件当然都是无足轻重，没有问题的。

邮件是从来不许他拆的。

所有重要的信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来，而且只打一份，不留副件。

每一份重要的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去，而秘密谈判只在修道院的院长或者我叔叔的御医办公室里进行。

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坐探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但是，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使这个野心勃勃、虚荣心盛的家伙睁开了眼睛，他注意到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一位信使不小心说了‘陛下’，而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说‘贝恩男爵’，要不就是这个流氓非法拆看了我们的信件——反正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已经从慕尼黑或者柏林得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

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已经被捕入狱，我才想起他开头干活如何懒散，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卖力气，好几次他巴结得过火，硬要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

我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疏忽大意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时代那些最为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人不也是被这帮希特勒匪徒卑鄙地暗算了吗？盖世太保早已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极为具体的证实。

在舒什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已经被党卫军逮捕了。

幸亏，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舒什尼格的辞职演说，还能及时地把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全都烧毁，而其余的文件，包括一些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放在国外的财产的不可缺少的凭据，我都藏在一个装脏衣服的提篮里，由我年老忠实的女管家带到我叔父家里。

所有这一切都真正是在希特勒分子闯进我家前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

B博士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

火柴一亮，我看见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

这点我先前早已注意到了。

我发现，这种痉挛，隔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

只是轻微地抽动一下，转瞬即逝，几乎难以觉察，可是使他的脸显得特别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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