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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兄弟编这《艺文类聚》编了整整两年。
从武德五年到武德七年,一直以修文馆为家,有段时间面黄肌瘦,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干枯老头儿。
而且在这修文馆之内也不用太修边幅,乍一看比他任给事中时候的那种锦缎官袍加身的模样要差远了。
我时常开玩笑说你若再不回家梳洗,明日这守门的卫兵便会觉得这屋里坐着一个成了精的老猿,要找道士收了去。
终于编完之后上奏朝廷,渊哥赏了我们这些人二百卷锦帛。
这项大工程终于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而我兄弟之后又迎来一件喜事,那就是徐氏有喜了,当时在朋友圈里还挺轰动的,他这“老来子”
是真的“老”
,看来编完了书他自己也是身心都放松下来。
第二年徐氏给他生了个儿子,便续了弦,成为他家正式的女主人,我们也都送去了贺礼。
现在想来,从旁人的眼光来看,在渊哥在位的年间,应该是我兄弟人生的高光时刻。
做成了两件影响后世的大事,还在年近古稀又得了个儿子。
只是当时的朝堂上的局势却已经风声鹤唳,处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甚至又回到了隋末那段精神紧绷、每日焦虑的时候。
与隋朝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是天天担心的是这国家弱得要完蛋,而现在的这个国家,却是在一阵极度扩张、高速攀升之后,不得不面对“胜利果实分配”
的问题。
至今我也说不清,“弱到无可奈何等着被杀”
和“与当年的亲人、战友反目争破头之后遭杀”
哪一个更惨一些。
其实在我们南方团第一次在长安聚过之后,我就与我兄弟讨论过局势。
那个时候秦王的文学馆才刚刚成立,朝堂之上大多数人还都不知道他们会在几年之后面对怎样的巨变。
但是我兄弟那个时候就对我说,恐怕局势不太妙。
倒不是我这兄弟政治敏感性超群,而是他从褚遂良的字中,似乎又读出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味道。
“拓疆征杀之人,见惯生死,心中则暗生戾气。
一时便会觉得世间之事,皆应用武力解决。”
他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再与朝廷政治一遇,便是不妙。
我父亲就是如此。”
我这才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以一个“过来人”
的视角去看待的。
“即使褚家父子有过征战经历,可那虞世南和秦王文学馆的诸多幕僚皆是文学之士,而且我看这李世民虽然征战四方,可是为人和善,善识人才,不似那武将般有勇无谋,目中无人。”
我说道。
“这人性人心的变化是没有一刻静止的。”
他道:“你我现在皆无法判断以后,只是我看圣上的态度也有些暧昧,如此一来,隐患不小。”
我兄弟当时有辞官之意,一来当然是他不适合这个岗位,二来便是心中隐隐已经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作为曾经政治杀戮的幸存者,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如果说李世民刚刚被封了“天策上将”
,大家还沉浸在国家版图拓张、国力发展的欣喜之中的话,那么在往后几年,正如我兄弟预料的,“隐患”
已经走上了台面。
我多么希望在当时我可以开着上帝视角看一看到底谁会赢,可是事实却是,形式纷繁复杂,朝堂之上人人皆危,却又有人各种跃跃欲试,阴谋与野心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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