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上干什么?
还听说跟兴国公一路来的孩儿军,这几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听私盐贩子。
朝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还要修黄河堤,觉得上次在扬州要的钱要少了,可已经要过一次了,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却叫兴国公来要钱来了?
若这么想,似乎竟也解释的通,否则孩儿军怎么来查私盐贩子、却不查官盐贪腐等事?
海州这边的盐业总承包商郑玉绩这几日也没闲着,将这边的情况快马加鞭地送去了扬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盐上,那是一荣俱荣、一废俱废的,没有橘枳之别。
…………
得到消息的扬州,几日后也乱成了一团。
几个大的淮南总承包商,抛却了平日里的明争暗斗,坐在了一起,讨论着这一次朝廷派刘钰去淮北的意思。
只从这一次盐商密会的名单上来看,会感觉这一次盐商聚会过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
平日里他们的关系可不好,相当不好的那种不好。
秦晋商人与徽商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明朝中期就开始的,两边的商贾基本上是不结亲的。
能把秦晋商人和徽商聚拢到一起谈事,足见这件事对盐商来说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上,明朝的“商籍科举之争”,只是两边斗争白热化的表现,可不是两边斗争的开始。
历史上,最终徽商全面胜出。
而如今这个时代,两边则是平分秋色,还未彻底分出胜负。
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
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或者说,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
所以,被讽刺为: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号称“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在解决了西域和罗刹问题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陕西山西商人给彻底赶走的。
这个节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势均力敌,实际上则是徽进陕退——不要忘了,大顺开国之初的几十年,北方战争一直持续,盐商协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实际上山、陕的商人是在极大的五十年优势下,被挤到现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地步的。
实际上,这就是败了。
其实很多陕西商人已经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两淮不留爷,爷卖四川盐去也!
是以走私盐问题中的“川盐入楚”问题,也可以视作是陕西商人两淮正面打不赢,转战四川“曲线斗争”去了。
理清了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矛盾,以及旧时代商会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直观地理解,这一次陕西、山西、安徽的盐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个场景了。这是一个在日本长崎,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都能因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旧商会时代。
如今,一个幽灵,盐政改革的幽灵,在两淮上空徘徊着。为了对付这个幽灵,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抛却了从大明正统十四年开始的三百年恩怨,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