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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傻瓜。”保罗-卡斯特兰诺说。“我头疼。

    格罗莉娅，给我几片阿斯匹林。那个一文不值的笨蛋，他不明白自己正他妈的卷进什么里去。真他妈的见鬼了。”

    “真他妈的见鬼了。”托米-比洛蒂用他那尖细的男高音重复说，这声音和他那矮胖的公牛般的身躯形成滑稽的对比。

    “他不明白，”另一个声音说，一个联耳得多的声音，“这是个很蠢的错误，但也只是个错误而已。”

    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正在他们那间三楼上的天窗中倾听这场谈话，开始研究这个新的声音。

    当你做监听工作时会发生时些奇怪的事。耳朵行使了平日里由其它器官行使的职能。不得不用它来研究人的性格：这就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个新的声音听来似乎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聪慧但却不具有力量。那是一种相当软弱的声音，令人愉快但同时充满了方媚和恭顺。即使在听来有适当粗暴时，它也是要劝慰、完抚别人的。它是一种看来似乎要让人希望被打断的声音——这声音，就这样说着话，带着随时煞车的准备。

    “错误，错误，”托米-比洛蒂尖声叫道，“真他妈见了鬼了，都是这个婊子的过错。”

    “他得付出代价。”保罗-卡斯特兰诺说，“得让他明白这个，他已经两次犯规了。忘掉这些，他得有始有终。那就是俱乐部的规矩，真是悔气，我们得说，也许他得到了一些，但他得付出双倍的价钱，首先，没有什么扯淡的‘你过几天就能拿到的。’”“要我去和这胖子谈谈吗？”一个劝慰的声音说。

    “和这个孩死的经理谈所有我关心的事，”教父说：“就是得把钱给我拿来。”

    很不情愿地，就像一个从足球场上勉强走开的观众一样，安迪-库林斯摘掉耳机，走到电话机旁，挂通了弗兰克-斯佩罗的传呼。20秒钟后，斯佩罗在托特山在地打来了付费电话。库林斯让他查一下今早保罗-卡斯特兰诺客人的汽车。那天的日期是3月24日，教父正回到他和工作中。他那习惯性的头疼已证实了这点。

    “我看不出这该死的家伙能从哪儿捞到什么。”

    比洛蒂的声音尖得像只汽笛，这个强硬的小个子用敦促他的主人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行使主权来表现他的绝对忠诚。“是我们创立了它，是我们做的工作。”

    “什么工作？”卡斯特兰诺问，接着是一阵大笑声。

    现在，我们应该弄明白这一点，做监梯工作的侦探们对于这3个黑手党徒正在讨论的事情只有很模糊的一点概念。公众们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执法部门有时也自欺欺地相信——如果你能听到罪犯的谈话，他们的计划和方法就会源源本本地暴露无遗，所有称被称呼的名字和所有明白指出的非法行为，而这几乎是可能会发生的事。

    首先，这些人的英语说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就是想把话说明白也几乎做不到。而且他们当然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他们在其他人居住的地方有疑心；甚至在他们家中认为保密的地方他们也习惯于用暗语说话。这也许不只是出于胆歇—也许他们试图通过避免使用诸如“贿赂”“敲诈”“回扣”“恐吓”“谋杀”之类的词来减轻他们的罪行。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次谈话的参与者已经知道他们正在谈认什么，因而省略了所有的前提。这样，监听中出现的内容就没清楚的轮廊，只有一连串令人迷惑不解的暗示和概念在人的脑海里摇晃，就像是先锋素描一样，看起来一片杂乱无章，而只能渐渐地形成清晰的画面。

    “你要是给胖子打电话，”卡斯特兰诺说，“就给‘下巴’也打一个。”

    “托米（先）生，”格罗莉娅-奥拉特说，“你把饼干都七（吃）了吧。”

    “啊，该死。”又一个人说。天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想再格罗莉妮要点饼干，也许他热咖啡溅到自己的膝盖上。

    监听点的电话铃响了，是弗兰克-斯佩罗打来的，他告诉库林斯说那天早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客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阿方斯-莫斯卡，绰号“小丑”。

    奥布赖恩和库林斯只在照片上见过莫斯卡，听说他的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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